现代乡村祭祀中神性的遗落 —内蒙古库伦旗乡村祭祀研究

admin

  内容摘要：民间祭祀的思维起源应该是祖先崇拜意识或者是宗教信仰意识，总之与神性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现代乡村中，祭祀活动依然大量存在的同时，神性似乎被大量地剥落了；乡村祭祀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由原来的对于神灵的祭典和痴迷的崇拜转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风俗习惯；无形中也在增加着部族村落内部的一种聚合力；具备了强大的聚合力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性特征；勾起人们对于历史的追忆，成为对祖先和神灵抒发感激之情的独特的方式，从而激发出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恩的心；我们还应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加以审视，使这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祭祀得以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乡村祭祀；民俗；聚合力；文化

引 言

在原始时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使远古人类对自然和祖先产生了敬畏心理，这种敬畏心理进而衍化成具有宗教意识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这种宗教意识渐渐的泛化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就有了具体的祭祀礼仪活动。这种祭祀活动无论在上层建筑还是在普通民众中间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了在现代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遗存的载体。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上层统治依靠政治手段对文化思想界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对于传统的祭祀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以乡村祭祀为例，从乡村祭祀的性质重大转向以及在族群聚合、审美心理、历史追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去分析这种变化。

一、民间祭祀的起源及其异质化

在原始时代，就有了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祭祀仪式。在夏商时代巫风盛行，国事无大小，必以其鬼神之意行事。而周代灭掉殷商以后，“周公制礼作乐，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经过改造的图腾歌舞，巫师祭神歌舞以及重新编制的歌舞大都成为国家祭典礼仪的组成部分。”[1]周王在宗法制中，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天子的宗庙是全国最大的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太庙”。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西周的宗法制使大规模祭典变得“国有化”和奴隶主“专有化”。身为天子的“君主”成为神灵在人间的真实代表，而且带有唯一性。普天之下只有通过天子才能得到天帝的恩惠。普通民众丧失了祭祀天帝以及与天帝直接沟通的权利。为寻求精神寄托，民间祭祀便以“心理补偿”的形式大量的出现，由此在民间兴起了大量的迎神、祭社、祀祖活动。这种祭祀都带有浓重的神性色彩和宗教色彩，人们或者以某个天神作为祭祀的对象，或者对带有某种赋予了神性的自然物加以祭祀，或者是对本部族的祖先的敬仰，或者是对一些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谷神，土地神，山神，海神进行祭典。所有的这些祭祀活动都是积淤人们的一种“天人合一”、“ 万物有灵”、“神灵不灭”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间祭祀的思想起源应该是祖先崇拜意识或者是宗教信仰意识，总之与神性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现代乡村中，祭祀活动依然大量存在的同时，神性似乎被大量的剥落了，是什么因素使原始宗教祭祀传至现代就失去了神性呢？我认为首先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祭祀中神性生存的土壤变得贫瘠。我们知道传统祭祀的生存土壤是原始的农业经济，影响农业的最大因素是自然，诸如风雨雷电，暴雨酷暑，山洪蝗灾等等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处于那个蒙昧时代的人们无法认识和抵御这种强大的自然力，只好把应付这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希望建立在神灵的身上，祈求神灵保佑赐福。然而当今的科学技术使农民应对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各种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使农业的受自然支配的因素大大的降低了，水利设施和人工降雨让农民抵御了旱灾，改良品种让农产品的产量大大的增加。人们渐渐的对自然失去了敬畏的心理，这种敬畏心理的弱化便直接导致了在祭祀中神性的的弱化。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无神论”在民间得到了大范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使整个世界思想意识成为物质的附属物，物质成为一切意识行为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毛泽东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运用政治的力量彻底摧毁了在人们心中沉淀了几千年的宗教意识及神灵信仰，皈依了“唯物”。

二、现代乡村祭祀的重新审视

现代乡村祭祀活动跟传统的乡村祭祀相比，神性色彩在渐渐的消逝，而只是留下了宗教祭祀仪式的外壳，其内部的崇拜意识和宗教信仰发生了巨大的转化，因此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研究祭祀文化的方式去研究它，而必须从新的视角去加以审视，以下将从五个方面去加以论述。
（一）现代乡村祭祀的民俗化。
在现代的乡村祭祀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对于神灵的祭典和痴迷的崇拜转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的风俗习惯。在内蒙古库伦旗的乡间祭祀期间，大致有两个重要祭祀祖先的时期即清明节和岁时前后。在清明节当日家家户户要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到坟地进行祖宗的祭祀，要焚烧大量的“阴钞”，同时要敬献贡品，诸如蛋糕白酒糖果之类的东西，有的人要焚烧用木条彩色纸制作成的牛马，或者茶杯、暖瓶这类日常用品。在日常的其他祭祀活动中，有时候在久旱不雨的时候，人们也要祭拜龙王；在上元日也要以“灯龙”的方式对月加以祭典；除夕夜也要对祖先进行祭拜和祷告。但是祭祀在民间发展到今天，它的“宗教性”正在渐渐的淡化，大部分祭祀观念和行为渐渐的变成了民俗：人们依旧除夕守岁，但已多不知晓“年”是一个可怕的精灵，更谈不上有何恐惧，而成为了全家合聚享受快乐的时刻；人们依旧在端午节包粽子，但已经不是敬献给神灵，而是自己和亲友共同享用的美食。这些活动是大家每年都必须做的；村民们在每年也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但是在思想意识中已经没有了对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崇拜，而成为当地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形式。所有的这些，在其他人看来，似乎显得很虚幻，没有文化的质实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然而在当地人看来却无比的质实，因为这些活动在当地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成为了世世代代继承下来的民间传统风俗。
我们再从祭祀的四个要素来具体的对祭祀的民俗转向进行解析。第一，在祭祀的观念上，宗教性越来越少，民俗化倾向明显。在乡间，人们早已经抛弃了有神的崇拜，而是以自己人世的角度对神灵加以祭祀，以表达自己对于神灵的尊敬。第二，在祭祀的情感上，对于神灵的痴迷的信仰崇拜在渐渐的消失，而赋予了实实在在的 “人”的情感。人们在进行祭祀的时候不再是敬畏的崇拜，而是在表达着对于祭祀对象的思念和感恩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巨大的变化直接消解着传统祭祀的神性色彩。第三，在祭祀的行为上，没有了神圣的大规模的宗教祭拜活动，或是大量的牺牲作为祭品、以血祭天的形式，而是以一些象征性的行为，象征性的牺牲作为传统真实的存在。在库伦旗的乡间，人们以纸质的童男童女代替了古代的人祭，以糊制的马牛作为象征性的牺牲加以祭祀。第四，在祭祀的组织要素上，现在的乡村祭祀是一种自发的活动，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加以严格的领导和管理，人们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着他们习以为常的活动。在当地每年的祭祀祖先的时候，没有人去刻意组织大家统一行动，而是自觉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祭祀活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甚至要比原始的宗教活动更加的精确。
（二）现代乡村祭祀的聚合力。
现代的乡村祭祀虽然没有了对于祖先神灵的顶礼膜拜，然而无形中却在增加着部族村落内部的一种聚合力。“文化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存在于同一种文化的人之中，民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具有凝聚力”。[2]那么当乡村祭祀活动在现代转化为一种民俗的时刻也就无可置疑的具有了聚合功能。信仰或崇拜同一个神灵的人们之间，会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奇妙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直接导致在文化上的认同，从而加强着这个群体内部的聚合力。如在库伦旗水泉镇的社神的祭祀过程中，人们都在心灵深处敬仰同一个神灵，这在意识深处已经达到了群体之间的默契感，在此基础上有相同信仰的家庭、村落之间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自发的联系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聚合力。同样，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这种情感在有着同一个祖先的个体之间形成了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对同一祖先各支子孙之间的凝聚力的聚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卡西尔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确，这种民间祭祀的风俗化形式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具有了约定俗成性，也就是说构筑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系统，成为这个群落之中特有的标志性文化形式。“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会生存，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共同的文化渊源是一个族群的基础。”[3]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生活在其他成员周围，与他们互相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祭祀习俗，从而产生认同感，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可以超越时空而维持。这种符号在外族看来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在族内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内聚力，也就是说这种民间祭祀的民俗化在构成族别认同的同时，更增强了族内的内部聚合力。我们依然以上元日为例，在库伦的上元日传统活动是洒灯，用煤油搅拌木屑或者玉米瓤，从自家门口直至邻居家门口，全村同时出动，连成一条蜿蜒的火龙，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这就已经使地上的火龙具有了一定的象征符号意义。这实质上是在对月神进行祭祀，古代人们认为月亮“农业一神”，因为古代的天文历法，农业节气的命定都是以月相为依据的，这与传统的农业生产是紧密联系的。而在现代乡村基本没有人去考虑这种行为的宗教含义，而只是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延续下来。另外人们在当日午夜还要测量月影，以一竖直的筷子立于院中，测量影子的长度，以此作为预测来年的收成优劣的方法，此时的影子的长短已经具有了符号意义。而在现代农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这种神性和宗教性，而成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民俗和乡村文化符号。人们会对有着共同文化符号的人群产生亲切感，进而形成强大的民族聚合力，最后形成联盟或者融为一个整体。
（三）现代乡村祭祀的审美特性。
现代的乡村祭祀具备了强大的聚合力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性特征。民间祭祀中神性的剥落直接后果是使人们在祭祀过程中对于神灵的畏惧感大大的减弱了，在心理上因没有恐惧而距离感在大大的减弱，但是却具有了平淡而质实的美感。
康德认为：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当人们怀着一份“无目的”的心情去面对一些祭祀活动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没有了一份沉重的心情，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了祭祀的快感，审美情趣油然而生。这种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人生实践，是实践中无功利的合功利性的凝聚。”[4]就是说在乡间祭祀作为一种民间风俗出现的时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必须具备这种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的超越心态，否则是无法完全感受到这种民俗活动的美的存在的。人们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特别注重整齐性，这种整齐性带给人的是一种和谐的美感；在举行祖先祭祀的时候，家族内部要按照辈份一列一列的排好，同一辈份的要站在同一列，决不允许有越列的行为；在举办丧礼的时候，更是讲究。抬棺材的人数必须是32杠或者24杠，子孙在棺材队的前面，在行进规定的步数后要回身面对棺椁叩头，在队伍的后面是妇女和孩子，举行这种仪式的时候，人们的心中只是表达对于祖先的尊敬和对生命永恒的珍重，人们忘却了生活中的物质束缚和生命中的物质载体，“忘却了田地，忘却了自身”[5]进入了自由无功利性的对于生命本体的审美情境之中。
中国传统的审美倾向是“中和”之美，而乡村的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承续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自然而然的带有了“中和”的审美趣味。在乡村祭祀的实践中并不是肆意和无节制的进行各种热火朝天的活动，而是平淡而温和的，体现出了乡村祭祀在民俗化以后审美的主体人的“中和”之美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境。如在库伦旗先进镇的中秋之夜中，人们在亲人团圆的激动中也不是呼天动地的喜悦，而是细语欢声，如潺潺溪水，涓涓细流，既欢快又不失风度和礼仪，还在赏月的同时表达了对于月亮的瞻仰和崇拜。正如孔子赞美诗经《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也正是乡村祭祀审美心理的突出写照。
在乡村祭祀的审美体系中，群体性的审美心理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表现在乡间祭祀活动的审美主体的一种群体审美体验特征和一种普遍认同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判断，而是贯穿整个祭祀审美活动进程的始终。在库伦的民间人们达成了一个共同神灵崇拜，那就是龙王是雨神，每年村民会按时自发的组织起来对龙王进行祭祀和朝拜。当我们对这一祭祀仪式进行审美观照的时候，进入龙王朝拜仪式的个人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认可的程序和规则，而不允许有个体的不同于违反。在祭祀的仪式中个体感受到的是来自群体性的共感的庄重感、神圣感和年年风调雨顺的美好寄寓，从而实现百姓共同具有的审美体验，获得其中带来的心灵净化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四）现代乡村祭祀的历史感和感恩情怀。
现代的乡村祭祀虽然遗落了神性，但会勾起人们对于本部族历史的记忆，从而产生一种对于本部族历史的崇拜。首先，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尊重历史很重要，历史是一个家族、部族、群落、民族和国家在形成过程中留在记忆中痕迹，这种痕迹在记录部族发展过程从而让部族成员在追寻祖先的时候有一种归属感的同时，也在提醒着部族成员要尊重部族历史，从部族的历史中找到发展的源动力，从而促进着本部族在未来的发展中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势；其次，通过对于悠久历史的追忆会使部族成员有一种生命的厚重感，这种历史的厚重感直接导致了文化的厚重感，而文化的厚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或者国家，你一踏上他的那片土地就会立刻感受到他的浓郁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厚重感油然而生；相反如果是一个历史很短的民族，迎面而来的是的现代化的生活状态，置身其中，浮躁的心情便会产生；再次，历史的厚重感会衍生出生命的厚重感，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部族的生命顺利实现了对接和延续，这足以证明部族的旺盛的生命力，生命的厚重感会直接提高着民族的自豪感，这种民族自豪感又会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因此乡间祭祀的风俗化对于家族的团结，民族的团结以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会起到一定的启发和促进作用。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把历史感与感恩的心理联系起来看，由于祭祀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缅怀历史的意识，因为我们在祭祀活动中祭祀的对象是神灵或者祖先，这些对象本身就是历史，是历史在现代人意识中遗留的一种崇拜，“民俗文化事象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社会发展的历史，体现出社会演变脉络和传承上的规律。”[6]民间祭祀的历史功能表现在民俗世象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本身是历史的创造和传承，人们在祭祀神灵和祖先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追溯历史，追寻逝去的记忆。他们之所以对神灵加以祭祀，是因为怀着对祖先的神灵的感激之情。神灵和祖先是部族的源泉，是承续子嗣的载体，对于他们的祭祀也是在怀念和感动中表达着自我的感恩的情怀。端午节的爬山习俗在宗教意识上是对于大山的祭祀仪式，一般认为在此天进行爬山活动可以驱除一年中的所有病魔的困扰，而现在的这种拜山活动变成了一种习俗，很少有人想到他的神性的色彩。而人们去爬山多是对大山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因为在当地的农村人们对于大山有着浓厚的感情，人们从大山中攫取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例如蘑菇，野生动物以及林木，正是这种大山对当地人民的特殊的馈赠，使人们对大山产生了感恩的情怀。
我们仅仅从祖先祭祀看，则表现了子孙后代对于生命延续的感恩。首先人们把祖先神灵当作生命产生、归宿的本源，祖先集居地世界是“生命产生的原初点，又是生命消失后的回归地”[7]，而在其中跃动着的则是生生不息的生殖力和生命力，这表明先祖具有强大的衍化生命、承续子嗣的功能。也正是人们对于生命的崇拜，构成了乡村祭祖的习俗。
这种历史感及其感恩的意识在这种区域文化中起到了聚合家族成员，整合区域文化的作用。在这种感恩的心灵的指引下，族群内部，族群之间避免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产生，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
（五）现代乡村祭祀的非物质文化性。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又有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

而乡村祭祀正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坚韧的内在生命力，像“水”一样，至柔而至刚。它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民间的、口头的，所谓“口传心授”。正因为现代乡村祭祀在不断的民俗化以后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们区域文化的内质，因而以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保持当地人们传统文化的延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乡村祭祀来源于当地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了当地人民所特有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它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无论其价值观念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例如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民族的聚合作用、感恩心理、审美情趣等等都在深刻影响着现代农村社会的发展。因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刻，应该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原有的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文化形态和方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面临更大的困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我国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否，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保持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结 语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为库伦地区特有的祭祀风俗，其内部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我们应该从它独特的地域性、审美性和文化性加以审视，使这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祭祀得以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