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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内蒙古库伦旗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喇嘛旗。历时300年之久的政教合一体制,造就了库伦旗神奇而独特的宗教历史文化。库伦旗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后进入发展阶段。其研究范围涵盖库伦宗教历史的诸多领域。库伦宗教历史研究在蒙古族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乃至蒙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库伦旗;宗教;历史;文化
内蒙古库伦旗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喇嘛旗,曾有“曼殊室利库伦”和“锡勒图库伦”的冠名。历时300年之久的政教合一体制,造就了库伦旗神奇而独特的宗教历史文化。
“曼殊室利库伦”(1633~1634~1636)名称是库伦建旗时的冠名,来自第一任呼图克图曼殊室利阿兴(又写阿升)喇嘛之称号。呼图克图曼殊室利阿兴喇嘛,名希日巴,属青海省阿木多地方的藏族萨木鲁家族,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母亲的同族近支,因而尊称阿兴(藏语:意为舅父)喇嘛。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下令,迎请曼殊室利阿兴喇嘛至京师(盛京),天聪六年(1632),曼殊室利喇嘛在盛京边外的法库门修建居所,号称法库山曼殊室利喇嘛。不久,他将库伦选为永久的宗教领地,并移居于此。崇德元年(1636)八月戊子(8月17日),曼殊室利喇嘛以80余岁高龄圆寂。曼殊室利喇嘛逝世后,经巴素绰尔济提议,皇帝命察汉绰尔济传论曼殊室利喇嘛之弟囊素,赐垫褥等赏品,并赐“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封号,继承席位。“锡勒图库伦”(1636~1931)名称来自库伦旗第二任喇嘛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囊素之称号。1646年囊素喇嘛逝世,清廷派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札衮如克任锡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并赐札萨克印,统领政教。锡勒图库伦的政教合一制从此基本确立。库伦旗跟盟旗制度下的旗不同,盟旗制度下的各旗是俗世封建单位,而库伦旗则是喇嘛任札萨克的神权(西藏佛教)封建单位,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其民分两类:喇嘛(Lama)和哈力亚图(Hariyatu,属民)。札萨克大喇嘛掌理辖地内政治、司法等俗世与宗教事务。
库伦文化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独具特色的传奇文化区别于蒙古族其他地域文化。库伦旗的历史、“政教合一”体制、人口构成、自然地理、人文景观、艺术文化魅力等等,无不称传奇,库伦文化是由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文化、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科尔沁文化、蒙古族喀尔喀文化、蒙古族蒙古贞文化融合而成的具有蒙古族古老传统,兼具独特的地域特色的传奇文化。
库伦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库伦旗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仁钦浩尔劳(1904~1963)曾经搜集整理蒙古语库伦旗方言土语200余词,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关于蒙古语方言土语的普及和丰富文学语言的问题》一文,[1]论述了蒙古语方言土语同文学语言的滋养关系。[2]据M.魏尔斯《海西希及战后德国蒙古学》,德国蒙古学家W.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自1943到1946年在中国期间,多次深入内蒙古东南部进行实地考察。1944年发表《库伦旗的萨满与巫师》,该文成为他日后研究蒙古族民间宗教及萨满教的开端。[3]可以说,仁钦浩尔劳和W.海西希的研究是库伦旗宗教历史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一、库伦宗教历史研究
库伦宗教历史文化研究首先始于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一)库伦宗教历史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本土学者对库伦宗教历史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的内部资料有库伦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库伦旗文史资料》(1~3辑,1987、1995、1999)、《库伦旗文史资料选编》(2008);库伦旗志办公室编《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1辑,1989)、《旗史纵横》(1991);中共库伦旗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共库伦旗党史资料》(第1辑,2000);包福舜主编《库伦概览》(1993),以及其他资料。
那沁双和尔、巴特尔等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多次深入库伦旗各乡镇苏木进行萨满教田野调查,先后整理出《萨满资料》(巴特尔)、《库伦萨满的采访记录资料》(那沁双和尔)等。那沁双和尔与他人合著的《科尔沁萨满教研究》(1998)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库伦旗萨满教田野调查情况,并对库伦萨满教的来历、巫师的种类、神祇、魔法、祭祀、治病疗术、诅咒等进行论述。《哲里木寺院》(1993)一书,对库伦旗兴源寺、福缘寺、象教寺、吉祥天女神庙等30来座寺庙进行介绍。这是用蒙古文著述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库伦旗寺庙的成果。这些内部与公开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包括:1.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大事记;2.近现代库伦旗社会变迁;3.库伦旗历史名人;4.库伦旗喇嘛教及寺庙文化;5.库伦旗党史资料;6.库伦旗民俗民风;7.库伦旗萨满教文化,等等。在库伦宗教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田野调查工作中,本土文史工作者齐克奇、那沁双和尔、包福舜、巴特尔、德吉德、则仍道尔吉等人成绩突出,为库伦旗宗教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库伦旗宗教历史研究的发展
库伦旗宗教历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宗教历史文献,同时展开研究工作。1.专题研究。齐克奇的《阿升喇嘛的家族、事迹简介》、[4]齐克奇汉译的《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5]包福舜的《清季有别于蒙古各旗的库伦旗职官设置》、[6]布和朝禄的《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概述》、[7]齐克奇的《锡勒图库伦的政教合一制》、[8]日本学者若松宽(Hiroshi Wakamatsu)的《〈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9]巴·苏和的《安代之乡:库伦旗历史文化的传奇性》[10]等论文,对清代民族宗教政策、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设置,库伦旗的历史变迁、札萨克喇嘛、政教合一体制及其实施过程、库伦旗历史文化的传奇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宝贵贞的《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喇嘛旗的设置》一文阐述了“锡勒图喇嘛”一语的原委及其职权;[11]胡日查的论文《安代之乡──库伦旗的历史变迁》从4个方面详细论述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设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体制、财政、“政教分治”与库伦喇嘛旗的世俗化等问题;[12]巴·苏和的《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考》从多学科角度考证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王)氏家族为蒙古王努特氏族分支;[13]李勤璞的《世俗化:1900至1948年间库伦旗的政教过程》一文认为,在蒙古地区7个喇嘛旗中(内蒙古1个,青海蒙古1个、喀尔喀蒙古5个),库伦喇嘛旗最先设立,是清朝皇帝为酬谢、纪念曼殊室利喇嘛对清朝建国的贡献而特别设置的喇嘛游牧地(nutag)。文中将库伦喇嘛旗的政教过程分为清朝末期(1900~1911)、中华民国I期(1912~1931)、伪满洲国期(1931~1945)、中华民国II期(l945~1948)、中华人民共和国期(l948年算起)等5个阶段,认为库伦旗世俗化过程自1900年以来一直进行,并完成于伪满时期,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政教领袖的顺应时势和国家一体化(national integration:整合)与近代化的压力。库伦旗世俗化过程标志着国家性质的变化:国家促使蒙藏地区的意识形态从藏传佛教制度过渡到近代(西化)国家的多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制度;[14]在《蒙古学百科全书·宗教卷》[15]中,额尔敦昌系统评述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二十三任掌印札萨克大喇嘛,胡日查教授介绍喇嘛旗兴源寺、福缘寺、象教寺、吉祥天女神庙和察哈尔三庙;唐吉思的《蒙古族佛教文化调查研究》[16]一书研究库伦旗寺庙历史沿革、建筑情况、法师活动、寺庙财产、寺院现状等;德勒格的《内蒙古喇嘛教史》[17]亦论及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大喇嘛、库伦旗寺庙和喇嘛。
2010年,库伦旗旅游局、库伦“三大寺”管理委员会在整修、恢复“三大寺”过程中,在“三大寺”之一的象教寺发现40幅戏曲彩绘图画。经专家研究考证,这批彩绘在象教寺修建伊始就已存在,距今已有340年的历史。彩画大多完整清晰、色彩鲜艳,内容均是传统戏曲故事,涉及战国、三国、隋唐、宋、明诸代,其中包括《伍子胥》、《马鞍山》等历史故事,也有演义小说故事《杨家将》、《红鬃烈马》,以及根据民间传说、神怪故事改编的《赵州桥》、《五花洞》等。从画面看,当时的戏曲演出服装道具已经与现代十分接近。[18]对此,王玉涛等有专门研究。[19]此外,巴·敖日格乐的《库伦兴源寺的篆体蒙古文书法艺术》、[20]潘瑞等的《内蒙古库伦旗兴源寺大经堂建筑艺术特点简析》[21]等分别研究了兴源寺的书法艺术和建筑艺术。
2.系统性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库伦旗宗教历史研究从专题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从单一研究转向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从本土学者为主向本土学者和高校专家合作研究过渡,先后有多部学术著作问世。
库伦旗地名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1983年由库伦旗人民政府组织编辑出版的《库伦旗地名志》。[22]地名志共收录库伦旗标准地名742条,其中包括行政区划单位和自然村名称653条;台、站、场等名称21条;街、路、胡同名称17条;名胜古迹、古遗址、纪念地和其他人工建筑物名称14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7条。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工具。地名称呼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均有影响,是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库伦旗地名志》的编辑出版,基本上结束了库伦旗地名长期不规范的局面,为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提供了标准的地名资料,为促进库伦旗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库伦旗第一部地方志是包福舜主编的《库伦旗志》。[23]全书100多万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人物、附录组成。该书图文并茂,文字通俗,体裁严谨,地方特色鲜明。《库伦旗志》不仅为库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战略决策依据和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提供教材,而且对库伦旗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可谓库伦旗“百科全书”。
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第一部系统性的史料集成为齐克奇编撰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24]时间跨度从1634年阿升喇嘛驻锡库伦始,到1931年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实行“政教分治”为止。作者克服文献资料不足等困难,经过深入调研,主要依据口碑资料,系统阐述了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形成、基本特点、“政教合一”体制、寺庙财产以及喇嘛旗的经济状况、喇嘛旗的衰落和政教合一制的结束等问题,展现库伦喇嘛旗不同于一般札萨克旗的历史特点,是十分难得的历史资料。
巴·苏和教授主编的《安代之乡:库伦旗历史文化概要》[25]为系统研究库伦旗历史文化的新作,是国家民委和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终极成果。该书涉及库伦旗历史演变、库伦旗寺庙文化、库伦蒙古人萨满教文化、库伦安代文化、库伦民间口承文化等内容,全书约40万字。书中充分利用库伦历史文献、地方志资料和口承文化资料,甄别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系统地考证和梳理库伦旗的历史演变,为读者展示了库伦旗的人文脉络、历史传承和文化亮点,具有系统性、学术性和重视社会效益等特点。
由巴图编撰,巴·苏和、哈森其木格、那木沁审订的《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史志》[26]是库伦旗第一部氏族志、家谱研究之作。库伦旗蒙古族人口素来有来自“五荒八旗”之说。库伦旗建置初期,当地没有多少居民,随着修建各大寺庙,清廷从蒙古各部调拨部分蒙古人前来做札萨克大喇嘛的属民,因居民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域,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库伦蒙古族历史文化。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世代为库伦旗主神庙──吉祥天女神庙的属民,其职责是操持和服务神庙的寺庙活动。《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史志》从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考、家族分支简史及家谱、家族与吉祥天女神庙的关系、家族名人等角度详细论述了库伦旗额尔根希泊艾里蒙古王努特(王)氏家族家谱的来龙去脉。全书共4章,计49万字,录入本家族48个分支,l87个子分支的6172人。按照“盛世写史,惠及后人”的原则,在写好家谱的同时,兼述家族渊源、迁徙、轶闻传说、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等,对于库伦蒙古族人口构成研究、蒙古族地域历史文化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库伦辽墓的考古发掘和辽墓壁画研究
(一)库伦旗辽墓及辽墓出土的壁画
1972年,在库伦旗前勿力布格村发现几座大型辽墓,出土许多珍贵的随葬品,一时轰动考古界。前勿力布格辽墓群为辽代中晚期(公元983~1101)古墓葬群。据探测,仅王坟梁(勿力布格村西南慢岗)就有上百座大型壁画墓。1972~1985年,有关单位对王坟梁一号至八号辽墓进行挖掘,主要成果有陈相伟、王健群的《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27]王健群的《库伦旗二号辽墓发掘散记》、[28]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29]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的《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30]金申的《库伦旗六号辽墓壁画零证》、[31]金亚文的《库伦五号辽墓简介》、[3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33]等。
库伦旗辽墓壁画于1987年4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和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旅游报》等重要媒体发表文章,进行评介。《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文物、壁画照片,并配发哲里木盟博物馆馆长邵清隆的撰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各国语言向世界各地进行广播宣传。[34]库伦辽墓壁画的出土使库伦“辽墓壁画之乡”美称传遍世界。
(二)库伦旗辽墓的考古学、美术学研究
对库伦旗辽墓进行考古学、美术学研究的成果有王泽庆的《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初探》、[35]刘萱堂的《库伦一号辽墓壁画及其〈鼓手图〉》[36]等。后者认为,库伦旗辽代晚期壁画墓是一座贵族墓葬,其中保存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内容丰富,技巧高超,规模宏伟,为历来辽墓出土壁画所罕见。从绘画风格上看,与唐宋的写实主义画风一脉相承,是研究辽代社会习俗和艺术传统技法的珍贵资料。
王建群、陈相伟的《库伦辽代壁画墓》[37]是系统研究库伦辽墓的学术著作,从考古学、美术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库伦辽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朱耀廷等主编的《古代陵墓》[38]是中国古代陵墓研究的力作,书中用专节论述库伦一号辽墓的发掘、辽墓结构及其壁画艺术、辽墓的发掘意义等。
确定壁画人物的身份对理解壁画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冯恩学的《内蒙古库伦六、七号辽墓壁画的人物身份》[39]一文考证了库伦旗王坟梁六号墓舞乐图中女子的身份和出猎图中的“墓主人”的身份,以及七号墓墓道出行、归来图中两位“墓主人”的身份。除此之外,盖山林主编的《蒙古学百科全书·文物考古卷》、[40]郝维彬的《科尔沁历史考古》[41]等,对库伦辽墓、辽墓壁画等进行了评介。张鹏的《辽墓壁画研究》[42]一书专门研究了库伦辽墓壁画的墓葬形制与壁画空间分布、库伦辽墓壁画所反映出的契丹草原原生文化特色及艺术特色等。
三、库伦民间口承文化、方言土语研究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会产生一种有别于他人寻欢自娱、文化传承或生活实质的宣泄方式。他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他们的历史、文明及情感,而民歌、传说故事亦是其中重要一环。
(一)库伦民间口承文化研究
库伦民歌是库伦民间口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库伦民歌不仅蕴含着蒙古民歌及科尔沁民歌的共性元素,同时还保留着库伦本土民歌独有的璀璨。2010年6月,库伦旗由50多人组成的演出团队赴中央电视台参加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库伦民歌周”6期专场,演出时间长达180分钟,使得库伦民歌唱响中国,传遍海内外。[43]
那沁双和尔、图日根巴雅尔搜集整理的《库伦民歌集》[44]是作者库伦民歌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成果的重要集成,包括婚宴歌、爱情歌、历史歌、宗教颂歌、时政歌、生活歌、乡情歌等164首歌曲。在库伦民歌研究方面,有特木尔其其格的《佛教与喇嘛题材的库伦民歌浅析》、[45]巴·苏和、乌恩其的《安代之乡库伦叙事民歌及其蒙古民歌的传承》、[46]乌云高娃的《库伦民歌传承田野调查报告》、[47]乌恩其、巴·苏和的《论库伦历史民歌、宗教颂歌》[48]等论文。道·叶希中乃等在《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49]中,根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资料,记述了库伦民歌人物(历史的或真实的)的传略和传说。其中包括乌尤黛、达古拉、那木斯来、塔斯、姚鲁绍布、罗布桑仁钦、确吉敖斯尔、昂斯拉、黄苏喇嘛、宝尔杰老总、德钦班长、其其格、万洁儿、翠香、格日勒其木格、江晓、巴德玛、万花、李金彩、色楞嘎、德力格尔玛、满良、梅其其格、桂花和毛儒、晓龙、布和都古赖、宝贤、敖日布、罕达日玛等近30首歌曲中的民歌人物,对于探索库伦民歌的地域特色、创作年代和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
库伦蒙古人民俗、民间故事研究有一定的拓展。舍·宝音陶格套、舍·额尔敦朝鲁在《库伦蒙古人婚礼习俗》[50]中,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库伦蒙古族婚礼中出现的13种礼节,即提亲、订亲、财礼、新郎起程、女方宴席、送新娘、野外迎亲、把门对歌、叩拜婆家灶神、媳妇认亲、感恩答谢、回拜娘家等。那沁双和尔等人搜集整理的《库伦民间故事》[51]一书中收录库伦风物传说、历史传说、宗教传说、人文传说故事等近150则。搜集民间口承资料是库伦文化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不仅有学术价值和意义,同时具有文化传承和借鉴意义。
(二)库伦蒙古语方言土语研究
对蒙古语库伦土语的一定规模的语言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援朝的《蒙古语库伦方言的语音及标准化问题》[52]主要探索蒙古语库伦土语的语音特点,提出使蒙古语库伦土语语音标准化的建议;波·索德(双山)博士系统地研究蒙古语库伦土语,先后发表《蒙古语库伦旗口语元音特征》、[53]《库伦旗蒙古语方言文化漫谈》[54]等论文,阐述了蒙古语库伦土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特点;秀花博士先后发表《蒙古语库伦方言与书面语语音比较研究》、[55]《库伦旗口语的语音变化》、[56]《库伦土语的格范畴》、[57]《蒙古语库伦土语的动词语法形态》[58]等系列论文,为蒙古语库伦土语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作出了贡献;另外,涛高的《蒙古语库伦方言辑录》、[59]高娃的《库伦方言的元音音位与书面语的比较》、[60]齐日麦拉图的《库伦方言与蒙古语标准音音位系统的比较》、[61]月梅的《库伦方言一些副动词形态》、[62]额尔敦初古拉的《蒙古语库伦方言语态范畴略论》[63]等论文,从不同视角对库伦土语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描写和研究。
四、库伦旗现当代文人研究
库伦建旗300多年来的特殊人文环境,不仅造就众多萨满教文化名人,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喇嘛教文化名师。在现当代,库伦人的这种文化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文学界有仁钦浩尔劳、苏尔塔拉图、纳·阿拉坦莎、布和德力格尔、特·官布扎布、色·毕力格图、郭雪波等;文艺界有牧兰、图力古尔、敖登高娃、阿拉坦胡雅嘎、格日勒图、额尔敦巴拉等;新闻界有玛尼扎布、满平、包布和、代钦、布和特木尔等;学术界有乌力吉纳仁、齐木道吉、拿木斯来、布和吉日嘎拉、巴·苏和、达·巴特尔、那木吉拉、呼日勒沙、丹碧普力吉德、齐克奇、那沁双合尔等;蒙医药界有贡钦扎布、阿拉坦仓、拉希德博、甘珠尔、王额尔敦等;年青一代有胡日查、杨玉成、王海梅、莫尔根、乌日古木勒等,新人走前台,后波推前浪。研究库伦文化名人对当今的库伦旗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对蒙古学研究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组织队伍,亦有战略意义。
(一)综合研究
现已出版的《蒙古学百科全书》中均涉及库伦籍文人,可见现当代库伦旗文人在国内外蒙古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蒙古学百科全书·文学卷》[64]收录的库伦籍作家、学者有仁钦浩尔劳、玛尼扎布、齐木道吉、苏尔塔拉图、纳·阿拉坦莎、布和德力格尔、巴·苏和、丹碧普力吉德、呼日勒沙、郭雪波、布和特木尔、哈斯朝鲁等;《蒙古学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65]收录的库伦籍学者有拿木斯来、保朝鲁、布和吉日嘎拉、庆昭日格图、达·巴特尔、何莲喜、德力格尔、额尔敦初古拉、博·索德等;《蒙古学百科全书·宗教卷》[15]收录的库伦籍学者有额尔敦昌、胡日查、呼日勒沙、德勒格等;《蒙古学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66]收录的库伦籍学者有玛尼扎布、额尔和木图、苏尔塔拉图、巴·苏和等。
另外,由清格尔泰作序,苏日娜、晓克主编的《中国蒙古学学者》(1949~1991年),是系统研究和评介中国蒙古学家的第一部辞书,[67]已收录的库伦籍蒙古学家有宝音德格吉夫、保朝鲁、拿木斯来、那顺(那顺乌力塔)、齐木道吉、巴·苏和等;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68]一书入选的馆藏库伦籍作家、文学评论家有苏尔塔拉图、布和德力格尔、巴·苏和、特·官布扎布、庆昭日格图、郭雪波、斯·巴特尔、宝音陶格套、格日勒图、包布仁、布仁贺喜格等。
(二)专题研究
巴·苏和的《仁钦好尔劳文集》[2]一书,对蒙古族现代著名小说家仁钦好尔劳的中篇小说《苦难中的挣扎者》、①中篇小说译作《猫的侦探》、论文《关于普及和丰富蒙古文学语言的一点建议》等进行校订,详细论述中篇小说《苦难中的挣扎者》的故事背景、人物形象和艺术技巧等;永前扎布等主编的《玛尼扎布文集》[69]一书,系统地编辑整理新中国蒙古文新闻工作先驱、诗人、库伦籍文人玛尼扎布(1921~1996)的诗歌、对联、小说、历史长篇小说、散文、好来宝、说书故事、译作、通讯报道、内蒙古地名研究等作品,同时对其生平、文学创作、翻译作品、新闻工作、地名研究等业绩进行评述。
五、库伦宗教历史研究的新阶段新发展
2010年7月13日,库伦旗举办了库伦宗教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及全国各蒙古族地区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库伦,与旗内文化、统战工作者共同探讨库伦宗教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一)关于库伦文化的特点
色·贺其业勒图(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授)认为,库伦旗近300年的“政教合一”体制及宗教文化对地域群体成员的思想与性格、思维与行为、追求与信仰、文学与艺术、生活与习俗等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佛教仪轨、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等形态中,体现并保留了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就了历史上的库伦文化生态。这种生态,是内蒙古其他各旗县所不具备的。包福舜(通辽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分析库伦旗“政教合一”体制形成和解体的历史过程,认为原始的安代与郭尔罗斯蒙古文化和科尔沁蒙古文化有关,只不过是在库伦的世俗化宗教氛围中找到了她形成和发展壮大的环境,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特有的舞蹈艺术形式。因为安代,人们赞美库伦;因为安代,库伦成为“文化旗”;因为安代,库伦成为艺术名乡。呼日勒沙(内蒙古大学教授)认为,运用解剖地方文化的方法来显示库伦文化定位特点是研究库伦地方文化的重要课题,研究地方文化重点应放在研究文化特点上。根据形成环境和发展规律来看,库伦文化具有多元和谐和综合择优性特点。
(二)关于库伦文化的研究资源
巴·苏和(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认为,在目前和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田野调查、民间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文献资料的搜集出版。不仅要挖掘蒙古文献史料,而且要系统地挖掘整理汉文、满文和外文中有关库伦的文献资料,做到自主地研究和解读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自觉地保护和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那木吉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高度评价《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传》,认为它是研究库伦旗宗教、历史、文化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库伦喇嘛教历史文化的文献宝库。
(三)关于蒙古语库伦土语的社会文化特征
双山(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认为,蒙古语库伦土语属于内蒙古方言喀喇沁土默特土语。但库伦旗土语内部差异较大,这与该旗蒙古族人口来源的多元性有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库伦土语长期处在巴林土语(奈曼旗蒙古方言)和科尔沁土语(科左后旗蒙古方言)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处于中间状态的特殊的蒙古语地域变体。土语中的许多文化词汇明显地反映本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具有典型的半农半牧文化特征。库伦土语研究对语言接触研究有很多启示。
(四)关于库伦文化研究的战略走向
哈斯其木格(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副研究员)认为,加强并促进库伦文化研究,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符合“文化立旗”的政策,我们应该依托库伦独特的文化历史资源优势,发展和建设库伦,以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富民强旗进程。铁柱(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认为,近年来,库伦旗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的价值观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库伦旗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走上新轨道,库伦旗的文化基础建设也承前启后,取得巨大成就,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库伦旗的文化地位和特征,今后应注重发展旅游业和旅游文化。[70]
近年来,库伦旗以传承民族文化、发展特色文化、突出精品文化、彰显惠民文化为指导思想,努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和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等工作,使全旗的文化业活力四射,呈现出勃勃生机。2010年,全旗共调查不可移动文物点293处,新发现古墓群、古遗址169处;累计投资1亿多元对兴源寺、福缘寺、象教寺3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抢险修复和旅游开发,使“三大寺”提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库伦旗蒙古族安代舞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挖掘整理出72首安代曲目、1260段安代唱词,整理出版《安代文化研究集成》、《安代词曲集成》等多部论著。布鲁、库伦荞面制作技艺等3个项目已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文化研究本来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视阈,涉及哲学、宗教、政治、伦理、艺术、民俗及社会心理等学科领域。对某一文化区域的研究与探索,只有以这种综合性的文化学术视阈,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才能对区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建构过程、发展演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目前库伦文化研究必须注意借鉴和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今后的研究思路应该是:
1.从文化源头上去研究。即研究库伦文化的母体,看看库伦文化中哪些内容仍保留着蒙古族文化基因,哪些内容是这些基因的变异与发展。经过历史考验,沉淀在库伦文化中的蒙古族文化,就是库伦文化的本质属性。
2.从流变上去研究。即研究库伦文化同异文化的接触过程,看看库伦文化中哪些内容是从异质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哪些内容是同异质文化合流派生的。库伦文化中的蒙古族文化共性和外来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发展和变异,就是库伦文化的个性。
3.与蒙古族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蒙古族地区分布着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的自然条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有差异,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不同文化区域的民俗、方言、民间宗教、民间文艺、文化心理总是存在鲜明的个性和绚丽的多姿。通过比较,容易找出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就是库伦文化个性的佐证。
※ 注释
①中篇小说《苦难中的挣扎者》被学界誉为蒙古族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者为仁钦好尔劳(1904~1963年),库伦旗人。1940年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此前,他还发表过论文《关于普及和丰富蒙古文学语言的一点建议》和中篇小说译作《猫的侦探》及批语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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