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库伦历史 ---- 深入历史文化，解密，解读神奇之处

库伦野马

  库伦旗历史悠久。旗境内发现“红山文化”系列的文物，证明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春秋时期至金代，先后有东胡、乌桓、鲜卑、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在此征战游牧；元朝属中书省，明时属大宁卫，明末先后属察哈尔、内咯尔咯部。
    在整个清代，曾先后隶属于卓索图盟、承德府、朝阳府、热河都道统等，但政教官职方面，基本上是直接归清廷理藩院管辖。日伪时期，隶属伪兴安南省。民国时期，曾一度隶属热河省。
库伦旗具有悠久的宗教历史文化。其中，明末清初以后实行的近三百年历史的政教合一制，是库伦旗有别于蒙古其他各旗历史的显著特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在蒙古地区活动多年的西藏高僧阿升希日巴喇嘛（他本名希日巴。阿升，是尊称，藏语“舅父”之意。因为他是三世达赖喇嘛母亲的同族近支，即当时三世达赖喇嘛的舅父，故尊称“阿升喇嘛”）法号“曼殊习礼”，在咯剌全沁境内（今赤峰市宁城县）修行期间，与后金首领皇太极取得联系。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被皇太极迎至盛京，受到优厚接待。
天聪六年（1632年）夏，阿升喇嘛要求回蒙古地方居住。据说，当年皇太极为了感谢他对后金发展壮大所提出的思路措施，要给予他重赏，他拒绝所有赏赐，只提出划给他一定范围的领地用于传教的要求。皇帝恩准，凡是其所统治的区域内均可择地而居。于是喇嘛先住法库山。约1633年或1634年，在行游中发现一处山势和缓，水流平稳，树木茂密，鸟兽遍野的幽静所在，便选作为永久的宗教领地，迁来居住。皇太极批准了他的请求，予以划定疆界作为其宗教领地。从此，这里便得名“曼殊习礼库伦”（库伦，蒙古语，占地领域之意）。同时，清廷命漠南蒙古各部各遣若干喇嘛移住曼殊习礼库伦，规定每年拨发库银一千两作为香火费用，以示对阿升喇嘛的挽留。
1636年（即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80多岁高龄的阿升喇嘛圆寂。不久，清廷命阿升喇嘛的弟弟囊素喇嘛继承他的席位，赐囊素喇嘛“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封号，又命漠南蒙古各部向库伦移民。从此，曼殊习礼库伦始称“锡勒图库伦喇嘛游牧”。1646年（清顺治三年），第二任住持喇嘛囊素圆寂。清廷遣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衮如克来库伦，授以“盛京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印”，统领政教。至此，“政教合一”体制基本确立，库伦旗也因此成为漠南蒙古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
      政教合一制，是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相互利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历史上的库伦旗，就是以这种特殊形式在整个清代和民国初期生存和发展了近三百年。
当时它的全称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作为政教合一体制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其官职设置也明显有别于其他蒙古各旗，其他蒙古各旗的一旗之长，称之为“札萨克”，而且由王公担任的札萨克，也都定为世职。然而，在锡勒图库伦旗，札萨克达喇嘛为一旗之长，由达喇嘛（住持喇嘛）担任。总理全旗的政教事务，即为行政长官，又是宗教首领。
当年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历任“札萨克达喇嘛”的更迭与蒙古其他各旗和各重大寺庙截然不同。这里虽是东部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圣地，但历任“达喇嘛”却没有转世灵童；作为行政长官，也从未实行过世职制。而每一任“札萨克达喇嘛”都由清廷直接派任。自阿升希日巴喇嘛开始，到1931年政教分治时的罗布桑林沁为止，统领政教的“札萨克达喇嘛”共相传二十三任。
     “九.一八”事变前夕，即1931年上半年，第二十三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林沁迫于清廷灭亡、民国兴起的形势发展，为保全旗的独立性，提出了政教分治的要求。同年3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了《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按照《办法》规定，“札萨克达喇嘛”1缺分为2缺，原任札萨克达喇嘛的罗布桑林沁还俗，改任旗札萨克，另选有学识有威望的喇嘛担任了“兴源寺锡勒图喇嘛”（即宗教首领）。从此，长达近三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宣告结束。
自建制以来近370年历史的库伦旗，仅政教合一制就长达近300年。在政教分治后到1947年3月的16年中，库伦旗先后经历伦伪满州国时期和解放战争、创建新政权时期。
     1931年政教分治后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日军一部进犯热河，首次取道库伦，锡勒图库伦与南京政府的联系被迫中断。1933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对热河的占领，转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1934年12月1日，将原热河省管辖的库伦旗划归伪兴安南省。1935年5月1日，成立伪库伦旗公署（即伪库伦旗地方政府）。这一隶属关系和地方政府的设置，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驻库伦街的日本人仓皇撤离。一时间，库伦旗的政治出现了暂时的真空。
1945年12月，为了开辟敌后根据地，中共辽西省阜新地委派共产党员赵任远到库伦开辟工作，了解当地政治、军事等方面情况（他就是后来的中共库伦旗委第一任书记）。12月底，新四军独立旅一部进驻库伦，成立“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主要任务是做调查研究、宣传发动、建立可靠的后方根据地。1946年1月，成立伦中共库伦旗委员会。从此，库伦旗有了党的领导，库伦旗历史从此翻开伦新的一页。在中共库伦旗委的领导下，一系列重要工作陆续展开。先后进行了改造旧政权、组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等重要工作和以“反霸清算，减租减息”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运动。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库伦附近的彰武、新立屯、哈尔套、阜新等地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库伦地区的形式日趋紧张，不久，发生了十四团（当时库伦旗组建不久的地方武装，被编入共产党领导的东蒙自治军战斗序列，全称是“东蒙自治军骑兵二师十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事件，迫于形势发展，旗委把十四团和旗大队剩下的人员合并编为“库伦支队”。9月底，库伦支队随旗委撤出库伦街，在库伦西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库西根据地。随后，敌军占领了库伦街。期间，库伦旗委、旗政府先后驻扣河子、元仓子、满斯等地。1947年3月1日，陶铸率辽吉一分区主力开进库伦街，盘踞库伦街的敌军南窜哈尔套、阜新，库伦全境解放，旗政府迁回库伦街。1948年3月旗委迁回库伦街。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库伦旗是辽西省及后来的辽吉省的主要后方根据地，特别是1947年3月1日库伦旗全境解放以后，中共库伦旗委领导全旗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运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河整个东北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3年，库伦旗被国家命名为“革命老区”。
自1946年库伦旗委成立以后，库伦旗的隶属关系曾发生过一些变化。具体情况是：
     1946年3月至4月，隶属辽西省第一专员公署。4月至9月，隶属辽西省哲里木盟政府。
     1946年9月至1947年10月，隶属辽吉省第一专员公署。
     1947年10月至1948年8月，隶属辽吉省第五专员公署。
     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隶属辽北省哲里木盟政府。
     1949年5月至9月，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
      1969年7月，随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1979年7月，又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仍然隶属哲里木盟（通辽市）。
      行政区划的变更
      历史上所说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俗称“小库伦”。 当年的“小库伦”的确很小。据称，清季锡勒图库伦划分三个箭佐（苏木），但这三个箭佐划分起于何时，其疆域有过哪些变动等情况，如今已无从考证。据最早的史料记载，民国十四年（1935年）绥东县属（当时在库伦旗内还存在的另一个县级行政机构，即绥东县，对此下文另有交代）曾经宣布撤销锡勒图库伦箭制。1931年政教分治后，又恢复箭制。据记载，当时的库伦旗，东至现在库伦镇的塔林拜星、下希泊及元宝山一带；南至白音花苏木的大部分；西至原哈尔稿苏木大部分；北至额勒顺镇和茫汗苏木大部分。全旗总土地面积不足现在的二分之一。
      当时，库伦旗东邻科尔沁左翼前旗（亦称“宾图旗”），南接新苏鲁克（苏鲁克，用以供应祭祀盛京三陵所需牛羊的皇家牧场）；西南、西、西北分别与咯尔咯左翼旗、唐古特咯尔咯旗为邻。库伦旗后来增加的土地面积，都是从这些地方划过来的。

库伦野马

1935年4月，日伪把咯尔咯二旗强行并入库伦旗，把原来归属咯尔咯左翼旗和唐古特咯尔咯旗的格尔林、平安、三道洼、水泉、六家子、扣河子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划归库伦旗，使库伦旗的面积向西扩大了许多。1949年3月17日，中共辽北省委、辽北省政府决定将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五区12个行政村（后来的科左后旗满斗苏木）、六区13个行政村（后来的科左后旗朝鲁图苏木）划归库伦旗。此时，库伦旗共有9个区，即一区城厢区（包括库伦镇、奈林稿、先进、元宝山等地）、二区哈尔稿区（包括原哈尔稿苏木、下养畜牧苏木等地）、三区扣河子区（包括扣河子镇、水泉乡及原平安乡等地）、四区苏斯区（包括白音花镇及原格尔林苏木大部）、五区满斗、六区朝鲁图、七区泊白区（额勒顺镇）、八区茫汗区（茫汗苏木）、九区六家子区（六家子镇及原三道洼乡）。
      1955年7月，满斗区、朝鲁图区又划归科左后旗，但原属科左前旗的三家子、乌兰胡硕、协力花等地仍归属库伦旗。7月27日，彰武县五区（原属新苏鲁克地区）的河西13个行政村划归库伦旗，这就是后来的奈林稿苏木、先进苏木的大部分。此后，库伦旗的行政区域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1956年撤区划乡，全旗共划分32个乡，分别是：原一区划分6个乡（先进乡、奈林稿乡、三家子乡、查林稿乡、民主乡、乌兰胡硕乡）、原二区划分4个乡（哈图乡、和平乡、养畜牧乡、哈尔稿乡）、原三区划分4个乡（扣河子乡、石匠沟乡、平房乡、水泉乡）、原四区划分5个乡（苏斯乡、揣尔吉乡、保力巴曾乡、巴达荣贵乡、格尔林乡）、原七区划分5个乡（泊白乡、查干朝鲁乡、赛音塔拉乡、库列图乡、苏日图乡）、原八区划分4个乡（乌布斯台乡、苏日图乡、苏布日根塔拉乡、毛敦塔拉乡）、原九区划分4个乡（三道洼乡、六家子乡、平安地乡、平台子乡）。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库伦旗最初共建立 8个人民公社，分别是：红光人民公社（哈尔稿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额勒顺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茫汗人民公社）、幸福人民公社（扣河子人民公社）、超英人民公社（六家子人民公社）、东风人民公社（三家子人民公社）、钢铁人民公社（白音花人民公社）、先进人民公社。1962年人民公社建制调整后，在原8个人民公社中，分出水泉人民公社、平安人民公社、各尔林人民公社、奈林稿人民公社、元宝山（库伦镇）人民公社。全旗共有13个人民公社。
     1984年，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撤销人民公社，建立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最初库伦旗共建有15个苏木、乡、镇，分别是：库伦镇、六家子镇、扣河子镇、额勒顺镇、三家子镇、茫汗苏木、哈尔稿苏木、下养畜牧苏木、格尔林苏木、先进苏木、白音花苏木、奈林稿苏木、水泉乡、三道洼乡、平安乡。
      1998年10月，撤销养畜牧苏木，整体划归库伦镇；2000年12月，撤销奈林稿苏木、格尔林苏木、三道洼乡、平安乡。水泉乡改称水泉镇。此时，全旗共有10个苏木、镇。
2006年，撤销先进苏木、哈尔稿苏木、三家子镇、水泉镇。全旗苏木、镇减少到6个。
      2013年，恢复先进苏木、水泉乡。此时，库伦旗共有8个苏木、乡、镇，分别是：库伦镇、六家子镇、扣河子镇、白音花镇、额勒顺镇、茫汗苏木、先进苏木、水泉乡。
关于绥东县
      在库伦历史上，也就在库伦旗境内，当年还有个“绥东县”。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14日，热河都统廷杰以阜新离库伦甚远，不便管理，蒙古旗私放蒙佃与民佃杂处，讼案蘩滋，日益难以治理为由，将添设县治利弊及拟设县范围、设城基址等项事宜向上奏报，呈上《热河新开蒙旗各地方添改州县等缺以资治理而固边防》一折。折中称“······有阜新县属之小库伦一旗，向为锡勒图库伦喇嘛侨居之土，该处毗连锦义，为热河互市之场，······惟距阜新县治四百余里，鞭长莫及，马贼游匪不时窥伺。本年，委员前往办垦，该处商民纷纷以设县为请，该喇嘛亦情愿报效城基。应请予库伦街设立一县名曰绥东，仍归朝阳府统辖。惟该旗地面稍狭，应益以奈曼一旗。······”，意思是这一县治的设立，要管辖库伦、奈曼二旗。此折经军机处钞交光绪帝审定。按照清廷的“批复”，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添置绥东县，县治在库伦街，管辖范围包括库伦、奈曼二旗地区。
      其实，当时旗、县并存，又不互相隶属。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旗、县都各行其是，这也的确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怪胎。1930年6月，绥东县治迁至奈曼八仙筒，在库伦旗只设一个公安分局。1931年“9.18”事变后，吉林军西退，假道奈曼，县署被洗劫一空，绥东县随告瓦解。据记载，绥东县共历14任知县。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西攻热河，过境途中，重新拼凑县署，但实质上被日本人组织的“绥东县治安维持会”所左右。此时，库伦、奈曼二旗也各自设立伦“治安维持会”各行其是，不服绥东管辖，绥东县成了一个空有其名的行政机构。1935年3月，伪满州国宣布撤销绥东县治。
     曾经兴隆一时的小库伦商业
     在清代，特别是清初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小库伦，确切地说是当年的库伦街（当地老年仍将“街”读作gai音），其商业发端较早，也是最繁荣的。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初年，小库伦已有少量商民往来。以后商铺由少而多，规模不断扩大。到清末民国初年，库伦街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据记载，到民国八年（1919年），库伦街大小商铺已达近300家。在当时，每年春季开河以后，小库伦的商户们要与锦州、义州等地商行联合，派出约200组拨子，前往呼伦贝尔、东西乌珠穆沁、东西扎鲁特、图什业图、达尔罕、博王（科左后旗）、宾图（科左前旗）、扎赉特、奈曼、翁牛特、巴林、阿鲁科尔沁等地贩货经商。每当出拨子的日子，商旅车队长达几十华里，蜿蜒于崎岖的山路，仿佛一字长蛇阵。输入的商品主要为棉线、布匹及杂货类，还有一些煤炭。主要从奉天、营口、锦州、新立屯、新民屯等地输入。外销商品主要有农畜产品、土特产品等。
      除商铺贸易繁华之外，当时库伦街的牛马市，也是远近闻名的。库伦街的牛马市大约开设于清康熙末年，属非官设。在当时，每年从旧历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初一日，是库伦街的牛马市全盛时期。到民国初年，牛马市的开市时间为每年的旧历八月十五日之后的十天时间。每到这时，各地蒙古人带着牛马及畜产品和各路商贩（多数是南来的汉族客商）云集库伦街，呈现一片生意兴隆，热闹非凡的景象。据《清代通史》记载：“库伦、郑家屯为两大马市，中国内地之马，即由是传来者也”。库伦马市不仅为北部牧区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为辽东、辽西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到清末，清政府取消了对蒙古地方的“封禁”政策之后，随着北满开发，特别是郑大铁路的开通，郑家屯、洮南等一些大市场的相继出现，大量商品，尤其是牛马等大畜开始在那里集散。到民国后期，库伦街商业开始衰退，无法再与周边其他大市场相比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