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勒图库伦三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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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公元一六三三年，大明朝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
一个炎炎的夏日。
一辆木轮马车在蜿蜒曲回的黄土沟壑中穿行。车上坐着一位年愈八旬、身着黄色喇嘛僧袍的老者，古铜色的脸上刻满岁月的沧桑。他要去盛京朝觐一位重要的人物。此刻，他端坐在马车上，那略显混浊的双眼半睁半闭、半开半合，一边手捻念珠、默诵经文，一边用余光不经意地描扫着路旁的景致。
马车剧烈地颠簸起来，把他从半昏半睡中震醒，原来马车已从高坡滑至沟底。他眼前一亮，被美丽的景色震憾了，只见诺大狭长的一片川谷中，地势和缓，东西两侧高低错落，古树参天、流水潺潺、草木葱葱、鸟语花香，浓密的绿荫中透着丝丝沁人心肺的清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云蒸霞蔚的坡顶上，竟呈现出了“七彩佛光”……
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苦苦追寻乃至梦境中多次出现的“圣地”吗？
这不正是自己漂泊多年、要寻找的心灵宁静的港湾和最后的归宿吗？
到达盛京，他急不可耐地用最虔诚、最动听的语言向朝觐人诉说了自己的愿望……。
朝觐人面带微笑，批准了他的请求，将其描述的“圣地”，划定给了他。
——这位老者就是漂泊多年、来漠南蒙古东部地区传教的，据说是三世达赖喇嘛舅舅的青藏高僧阿升希日巴喇嘛。后来被尊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创始人。
——阿升希日巴喇嘛急于到盛京朝觐的人就是后金国大汗皇太极，后来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
——那块被皇太极批准并划定给阿升希日巴喇嘛的地域，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殊习礼库伦。库伦，蒙古语，意思为“领地”。
这位阿升希日巴喇嘛，在取得宗教领地后，当年便从其住地法库山移居曼殊习礼库伦，广招弟子，传经布道。
两年后，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喇嘛以病老请辞，并请求皇太极对其宗教领地和众弟子给予加恩关照。皇太极出于兴黄教，以笼络众蒙古的目的，特遣使赏赐阿升希日巴喇嘛黄帽、貂皮披肩及银壶等物，并命漠南蒙古各部派遣一批喇嘛往住曼殊习礼库伦，规定每年从国库中拨发白银一千两作为香火费用，以示抚慰和挽留。次年，也就是一六三六年八月十五日，即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阿升希日巴喇嘛圆寂。
不久，清王朝任命阿升希日巴喇嘛的弟弟襄素喇嘛继承该位，皇太极赐襄素喇嘛“锡勒图达尔罕”封号，下设四个札萨克、四个德木齐辅佐，同时命漠南蒙古各部向库伦移民。从此，曼殊习礼库伦始称锡勒图库伦喇嘛游牧。
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襄素喇嘛卒。清王朝遣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札衮如克来锡勒图库伦继任，授“盛京锡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职衔，并赐札萨克印。至此，锡勒图库伦政教合一的体制基本确立。由此，也开始了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三百年的历史进程，开始了库伦三大寺的兴建，也开始了那一幕幕既有喜剧，也有悲剧的众多故事。
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封，追寻它历史的脚步，去揭开这个清代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喇嘛旗的神秘面纱！
第一章 神秘的藏族喇嘛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创始人是阿升希日巴喇嘛。他来自青藏高原青海安多地区（今乐都县）一个叫萨木鲁的神秘康村，一个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的藏族世家。
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和发展
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喇嘛，藏语，意思为“上师”，指有知识、有学识的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它的创始人是尼泊尔释迦部落的王子、后世人称“释迦牟尼”，意思为释迦族的隐修者。佛教后来在印度广泛传播，成为印度等国的国教，并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是约公元一世纪中叶，最早修建的佛教寺庙为洛阳白马寺。
佛教大规模传入西藏，始于吐蕃松赞干布时代，约在公元七世纪。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公元十四世纪在西藏逐渐形成众多教派，有宁玛（俗称红教）、噶举（俗称白教）、萨迦（俗称花教）、本布（俗称黑教）等宗教派别，其中势力最大、信徒最多的为噶举、萨迦两派。这期间，“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在成吉思汗孙子阔瑞的指令下，由萨迦班智达重新集合在一起，从此成为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行政区域，在西藏则形成了以占上风的教派为主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陈奎元《西藏的脚步》）。
公元一二五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一二五三年胜利回师，路经甘肃境内时，将西藏喇嘛八思巴兄弟带回元上都。公元一二六零年，忽必烈在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后命八思巴返藏，一是创造蒙古文字，二是整顿西藏地方事务。公元一二六九年，八思巴创造蒙古文字即“八思巴文”成功，元世祖忽必烈封其为“大宝法王”。后留在大都继续担任元朝总制院院使（一品官员），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一二七六年，八思巴最后回到萨迦，一二八零年逝世，年仅四十五岁。作为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人，第一任萨迦法王，他任萨迦法王十五年。此后萨迦政权作为蒙古帝国任命的官员，从八思巴到达文罗追坚赞共传六世，管理西藏地方政权总计八十九年。
明朝政府对于西藏佛教也采取大力扶植的政策。
公元十五世纪初，青海喇嘛宗喀巴对喇嘛教进行改革，创立了藏传佛教的格鲁派。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一三五七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出生于青海宗喀（今青海湟中县）。少年时赴西藏求学，从师萨迦派、噶当派诸名师研习佛法，通达经典，造诣极深，著述颇丰，成为前后藏著名的佛学大师。他针对当时萨迦、噶当等教派的一些喇嘛追逐权势，聚敛钱财，奢侈腐化，戒律废驰，而招致僧众强烈不满的时弊，大力倡导宗教改革。他主张僧人要苦行苦修，严守戒律，远离世俗，注重研修佛法，并协调显宗、密宗两大教派的关系。其要点在于，“敬重戒律，提倡苦修苦行，不娶妻、不饮酒、戒杀生”等等，因而受到诸多僧众的支持，成为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
一四零九年（明永乐七年），宗喀巴得到西藏帕竹地方执政者扎巴坚赞的支持与资助，在拉萨发起祈愿大法会。同年，宗喀巴和他的弟子在拉萨近郊创建甘丹寺，作为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扎巴坚赞等西藏封建领主赠送给寺院许多财物和庄园。至此，格鲁派作为一个新的教派正式创立。因宗喀巴和他的教徒们一律穿黄色衣帽，也叫黄教，以区别红教等其他教派。由于黄教喇嘛不允许娶妻生子，于是活佛圆寂后采取“灵童转世”的办法继承活佛的位置，一代一代地延袭。
一四一九年（明永乐十七年），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时年六十三岁。宗喀巴由此也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始祖。
随着格鲁派（黄教）的广泛传播，财力的增加，宗喀巴的弟子们又陆续地在拉萨地区修建了哲蚌寺、色拉寺，与甘丹寺合称格鲁派的三大寺。在日喀则修建了扎什伦布寺等。至十六世纪中叶，这些大寺院都拥有庄园、牧场和属民。格鲁派寺院上层集团实际上已成为西藏社会的一个农奴主集团，其中尤以哲蚌寺实力最雄厚，因而也成为该集团的寺主。日后成为达赖二世的根敦嘉措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均为哲蚌寺的寺主，之后历代达赖喇嘛均以哲蚌寺为母寺。
二、蒙古贵族对黄教的尊崇与传播
喇嘛教与蒙古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喇嘛教的格鲁派，也就是黄教的传播、发展乃至夺取政权，形成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中，蒙古贵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朝时广大蒙古地区平民百姓普遍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只有蒙古上层统治者信奉红教。公元一五五七年以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俺答汗）崛起，统一了西部蒙古土默特高原，并向东西部扩张。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以后，由于他信奉黄教并大力倡导，喇嘛教黄教开始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步使蒙古族民众全部改奉了黄教。这是阿拉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共同完成的。
公元一五五九年，阿拉坦汗率蒙古土默特部进入青海，明朝政府无力阻止，封他为顺义王。当时喇嘛教的格鲁派（黄教）在青海已有众多信徒，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界也有很大的名望，阿拉坦汗接受阿升希日巴喇嘛的建议和请求，邀请索南嘉措从西藏来青海会晤。
索南嘉措，公元一五四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出生于拉萨附近堆垅地方的一小贵族家中。四岁时被哲蚌寺僧众以灵童迎至哲蚌寺供养。后拜师学经，十一岁时就任哲蚌寺第十二任法台，成年后，又担任了色拉寺第十三任池巴。云游四方，讲经说法，广收徒众，成为黄教的领袖。
在阿拉坦汗邀请索南嘉措来青海会晤的当时，已经成年的索南嘉措正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格鲁派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主要原因是，长期支持格鲁派的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日益衰落，其下属仁蚌巴家族兴起，而仁蚌巴家族与当时西藏势力很大的噶玛噶举派关系密切，他们联合起来，敌视并打击格鲁派。而此时索南嘉措受到当时拥有重要军政实力的蒙古阿拉坦汗的邀请，对格鲁派来讲，无疑是走出困境的绝好机会。因此，索南嘉措接到邀请后，即于一五七五年（明万历三年）离开哲蚌寺赶赴青海。
为迎接索南嘉措的到来，公元一五七五年，阿拉坦汗特地在青海湖畔兴建了规模宏大、华丽壮观的黄教寺院“察卜恰勒庙（仰华寺）”，以迎接索南嘉措的到来。
公元一五七八年，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会晤于青海“察卜恰勒庙（仰华寺）”。这次会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它对于格鲁派的发展乃至“政教合一”体制在西藏的确立和日后黄教成为蒙古民族全民族信仰的宗教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说，会晤当时聚集汉人、土伯特（吐蕃）、蒙古、畏吾儿等喇嘛僧众十万余人，盛况空前。
会上，鄂尔多斯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发表了生动的“演讲”。“演讲”对于阿拉坦汗接受佛教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巩固汗权，建立和平、安宁社会的重要手段，并代表蒙古政界宣读了《十善福法规》，标志着蒙古民众将由原信奉的萨满教而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附《十善福法规》）；标志着将佛教定为国教，并采取一些具体规定，巩固其地位。比如提出废除杀生祭祀和废除供奉萨满偶像“翁衮”之神，废除古时在有人去世时，其亲人、随从等都要殉葬的习俗等等，其主要目的是根除蒙古固有的萨满教。
在这次会晤中，索南嘉措称阿拉坦汗为忽必烈的化身，赠给他“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意思为“睿智贤明的法轮王”。阿拉坦汗将索南嘉措比作忽必烈汗帝师八思巴的化身，赠给他“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金刚救世”的意思，源出于梵语“巴萨尔·萨达”；达赖，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合起来的意思为“遍知一切的金刚救世，智慧高深像大海一样的大喇嘛”。达赖喇嘛由此而得名，这就是达赖三世。格鲁派寺院集团上层追认三世达赖的前辈根敦朱巴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
这次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的会晤，可以说使双方都达到了政治目的。对于阿拉坦汗来说，借助西藏宗教领袖的神力护持，加强了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号召力。对于索南嘉措来讲，他领导的格鲁教派，在大施主阿拉坦汗强大实力的支持下，加强了他在藏传佛教诸教派中的领导地位。
公元一五七九年（明万历七年），阿拉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告别，率部返回内蒙古土默特。三世达赖特派代表跟随阿拉坦汗去内蒙古讲经说法。阿拉坦汗从青海回到归化城之后，即建造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大召寺（即弘慈寺），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所建的第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
公元一五八二年，阿拉坦汗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他的继承人派员邀请达赖三世到内蒙古为阿拉坦汗诵经祈祷。三世达赖于一五八六年到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为阿拉坦汗的逝世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三世达赖到达内蒙古后，大力宣传黄教。一五八七年（明万历十五年），察哈尔部首领图们汗派人邀请，三世达赖又到内蒙古东部去讲经说法，并先后派遣一批西藏喇嘛到内蒙古东部地区传经说法，广收门徒。
公元一五八八年，三世达赖喇嘛应明朝皇帝的邀请，从归化城动身去北京，不幸在途中圆寂于内蒙古，时年四十六岁。
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他的继承人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云丹嘉措是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曾孙，出生于公元一五八九年，是诸达赖中唯一的不是出身藏族，而是出身于蒙古族的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内蒙古出生后，被认定为是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于公元一六零二年（明万历三十年）被迎请入藏。公元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在拉萨哲蚌寺圆寂，时年二十八岁。他只在西藏地区生活了短短的十四年。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公元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六岁的罗桑嘉措被认定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被迎请至哲蚌寺坐床。其时，正是蒙古厄鲁特四大部落之一的和硕特部的顾实汗部强盛时期，占据着青海全境、甘肃等地区。
公元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五世达赖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商议，派人赴青海密请顾实汗率兵入藏。公元一六四二年，顾实汗率部进入前藏地区，打败西藏藏巴汗的军队，推翻了西藏噶玛噶举派（白教）法王和藏巴汗政权，建立起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从此西藏地方完全受蒙古顾实汗的控制。顾实汗和格鲁派(黄教）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权。顾实汗是结束西藏自吐蕃王朝崩溃后长期动乱，实行蒙古汗王对西藏统治的第一人。至此，黄教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黄教在西藏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顾实汗自公元一六四二年拥兵入藏，至一七一七年其曾孙拉藏汗被突袭西藏、攻占拉萨的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军队杀害止，前后控制西藏达七十五年之久。
由于上述原因，特别是由于阿拉坦汗对黄教的笃信与尊崇，使得喇嘛教（黄教）在内蒙古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蒙古贵族与僧众对喇嘛教顶礼膜拜，视若天神。
喇嘛教黄教为什么能够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且很快变成了蒙古全民族信仰的宗教？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自达延汗以后，蒙古地区新兴的封建领主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取代了旧有的奴隶主占有制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下，原有的从蒙古社会中产生的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需要相应地有一个新的信仰。第二，经过多年的战乱之苦，不仅蒙古地区的广大民众希望止息战争，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就连蒙古上层贵族也向往和平。在这种情况下，标榜积德行善，反对杀生害命；主张尊重人的权利，反对殉葬杀生，提倡苦行苦修，严守戒律，反对贪欲的喇嘛教黄教，恰好适应了社会和民众的这种需要，这也是黄教战胜并取代萨满教的重要原因。
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使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一批批黄教喇嘛也先后受达赖喇嘛的派遣到内蒙古各地和东部讲经说法，广收门徒。阿升希日巴喇嘛也应当是受遣者之一。
三、阿升希日巴喇嘛其人其事
关于阿升希日巴喇嘛的身世生平，史料记载的并不多。惟一比较完整且具有可信性记载的是，清嘉庆年间，在锡勒图库伦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藏杰任内，锡勒图库伦三大寺中的一位佚名喇嘛，用藏文著写了《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以下简称《传记》）一书。书中记述了锡勒图库伦从第一任阿升希日巴喇嘛至第十六任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藏杰的传记。这也是最早反映锡勒图库伦历史的著述。
根据《传记》记载，阿升曼殊希礼喇嘛（即曼殊希礼喇嘛）约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出生于青海安多地区。少时出家，前往西藏中部，修学于拉萨哲蚌寺等著名寺院诸札仓（经学院），成了一位博学的藏族喇嘛。他学成后离开西藏北上，先到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朝拜，之后越过长城来到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驻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在城北大青山南麓的察罕哈达地方（今哈达召）立寺修行。之后以博格达阿升喇嘛闻名蒙古土默特部。在此期间受到阿拉坦汗的召见，对于阿拉坦汗就积德行善和佛教经学方面的提问，他均作了详密而全面的回答。对此，阿拉坦汗甚感满意。他奉劝阿拉坦汗念诵六字真言，皈依黄教。他尤其着重讲述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学识和德行。阿拉坦汗对此发生极大兴趣，以至萌发对黄教崇敬之心。遂决定派遣使者邀请达赖喇嘛来蒙古讲经弘法。阿升曼殊希礼喇嘛奉命随同使者前往西藏。三世达赖喇嘛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来到蒙古同阿拉坦汗会晤。阿拉坦汗向达赖喇嘛赠送了丰厚的礼品，并赠予“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同时对阿升曼殊希礼喇嘛大加称赞。于丁丑年（一五七七年）阿升希日巴喇嘛返回归化城，受封“额其格喇嘛”（“额其格”蒙古语，意为父亲）尊号。从此，黄教即喇嘛教在蒙古广泛传播，替代了原来所崇信的萨满教。
第二章 独特的政教合一体制
有清一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是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喇嘛旗，这种现象是非常独特和罕见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说起喇嘛旗的设置，还得从“北元”二百多年后蒙古诸部的形势谈起。
一、满州贵族对漠南蒙古的统一
一三六八年，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被逐出中原，率部众远遁漠北，史称“北元”。当时北元的实力还相当雄厚，而且在陕甘地区和东北地区还有庞大的军队，对明朝威胁很大。到明永乐时期，明朝国运昌盛，而北元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实力大大削弱，已没有大规模讨伐的必要。但好大喜功的朱棣皇帝，从永乐八年（一四一0年）率五十万大军亲征东蒙古开始，到辞世的十四年中，先后发动过五次北征蒙古的战役，除第一次获胜之外，其余四次均无功而返。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途中，朱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所遗留的蒙古问题和登极之初一样，依旧悬而未决。
朱棣死后，明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蒙古军队进攻北京，明英宗听从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仓促上阵，亲统五十万大军北征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英宗皇帝被俘。自此以后，明朝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征伐。后来明朝在对北方势力所及的地区设立卫所，采取安抚政策，委任蒙古贵族担任行政长官，鞭长莫及，实际上仅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已。而居于大漠南北的蒙古，后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有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与明朝在开原、广宁进行马市交易，定期纳贡。瓦剌部则与鞑靼部争雄大漠，战乱不已，成为有明一代北部的严重边患。期间，虽有达延汗在其夫人满都海彻辰的帮助下，实现了蒙古部落的统一，并划分为左、右翼六部，但在达延汗死后，蒙古诸部又很快各自为政，但保留了达延汗时期所划分的蒙古部落格局。至明末清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蒙古（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
明朝末年，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致使国内政局混乱，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四伏，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农民起义军催枯拉朽、势不可挡，北方女真、蒙古等部落集团快速崛起，与明王朝对抗加剧，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千疮百孔、内外交困的明王朝犹如一条四处漏水的破船，正处于沉没前的风雨飘摇之中。
由于明王朝的衰落和对塞外北方基本上处于失控的状态，这就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北方，局势混乱、群雄并起，充满了变数，形成几股政治势力大角逐。
十六世纪末，女真建州部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在经过三十六年的奋斗后，努尔哈赤终于完成了统一女真的大业。其势力范围，东至辽宁，西至蒙古，北至嫩江，南到鸭绿江。统一女真诸部并占有东北广大地区的努尔哈赤于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年）即位称汗，定国号大金，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为了与历史上的早期的金王朝相区别，史称“后金”。自此，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在中国东北建立。
一六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羽翼丰满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终于撕下了长期韬光养晦、臣服于明朝廷的面纱，发布“七大恨”宣言书，起兵反明，开始与明朝决一高下。
“七大恨”宣言书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就亲率二万军队气势汹汹地进攻抚顺，明朝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努尔哈赤毁抚顺城，大胜而归。消息传到京城，明万历皇帝大怒，派兵部侍郎杨镐亲率十万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大战”。面对大军压境，努尔哈赤沉着应战，短短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创造了以六万兵马击败十万大军的以少胜多的战绩。萨尔浒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努尔哈赤扩张的信心。之后他步步进逼，相继夺取了开原、铁岭，攻灭叶赫，两年后又攻占了辽东重镇沈阳和辽阳。一六二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由辽阳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从此成为明朝的最大威胁。
一六二六年八月，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驾崩，三十五岁的皇太极继“大汗”位，改年号“天聪”。从一六二六年即位到一六四三年去世，在皇太极在位的十七年中，先后发动了七次较大的战役，与明朝在松锦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一度绕过明朝防线，围攻明京城，沉重地打击了日益衰落的大明王朝，当然，也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代表的女真（后改为满洲）贵族崛起的过程中，“北元”以来二百多年中一直称雄大漠的蒙古诸部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也是明王朝与后金拉笼争夺的主要对象。而在这场争夺中，急于想改变漠南蒙古诸部各自为政、分裂割据局面，统一漠南蒙古诸部的蒙古大汗察哈尔的林丹汗，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不认兄弟，败坏道统”，动辄征伐，杀掠同族，使蒙古诸部离心离德，也招致了强烈反抗。这就给努尔哈赤、皇太极分化、瓦解、绥服漠南蒙古诸部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自恃强盛，一味用兵，孤立了自己，帮助了别人”的林丹汗，最终也“导致了亡国的结果”（《蒙古源流》332页，萨囊彻辰著，道润步梯译校）。
自一五九三年“九部联军伐满洲”起，至一六三六年，皇太极在盛京即位称帝，改国号“大清”，被蒙古十六部（国）四十九贝勒尊为“博克达·彻辰汗”，即“宽温仁圣皇帝”止，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采取笼络、结盟、联姻、封赏、崇佛、征伐等恩威并用的手段，终于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
在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过程中，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深知喇嘛教对蒙古全民族和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时的漠南蒙古地区，喇嘛教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在蒙古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庞大而不可侵犯的势力。因此，他们都把“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笼络、怀柔、统驭蒙古的重要手段。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针对“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的特点，即开始推行笼络和优待藏传佛教的政策。皇太极即位后，将尊崇藏传佛教视为“驭藩工具”，对前来归附的上层喇嘛，优待有加。清崇德三年（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就在盛京建立了实胜寺，将元世祖忽必烈时用一千两黄金铸成的护法神嘛哈噶喇像，供奉于寺内，并召一批蒙古与藏族喇嘛在寺内居住。以此来表示蒙古人供奉的护法神像已转移至盛京，清政府是漠南蒙古佛教的最高保护者。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皇太极派遣额尔德尼·达尔罕喇嘛和察罕喇嘛为首的九人代表团去西藏，分别致信藏王和五世达赖，要求“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崇德七年（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五世达赖、四世班禅派遣高层代表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到盛京，献“丹书”，称皇太极为“曼殊希礼大皇帝”，受到了皇太极的盛情接待，同时，皇太极在代表团返藏时，派遣代表团随团去拉萨拜见达赖和班禅。
清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日夜，戎马一生的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突然驾崩，走完了他五十二岁的人生旅程。八月二十六日，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笃恭殿即位，改年号为顺治，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一六四四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鼎定燕京，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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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盟旗制度在蒙古地区的实行
清王朝建立以后，特别是入主中原、夺取全国政权后，历任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继续实行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既定政策，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
在政治上，继续实行和完善封爵、赐土、会盟、联姻、崇佛、世袭等笼络优待蒙古王公的政策。通过推行盟旗制，即以封建领主为主要特征的“札萨克”制度，札萨克为蒙古语音译，意思为“藩封掌印”，即“一旗之长”。札萨克既是封建领主，又是朝廷官员，代表清朝皇帝管理旗下事务。在自己的领地内，蒙古王公拥有很大的权力；又严格实行“互不统属，分而治之”的政策，防止蒙古各部“聚云成雨”。
通过联姻，满蒙贵族结成政治联盟，是清朝政府维护统治的重要内容。在清朝皇室和外藩蒙古主要是漠南蒙古王公及子弟中，继续实行以互娶互嫁为主要特征的“满蒙联姻”，并形成一整套笼络优待制度。这种互娶互嫁的满蒙联姻关系，一直沿续至清朝灭亡。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300年的满蒙联姻中，共联姻595人次，其中清皇室下嫁到蒙古的公主、格格等432人，蒙古王公之女嫁往清皇室的有163人（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三页）。清初，清太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顺治的第一皇后、孝惠章皇后均出自科尔沁部。通过联姻所形成的血浓于水的、谁也离不开谁的这种亲缘关系，成为清王朝维系统治、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在思想上，大力尊崇喇嘛教，“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大修寺庙，广招喇嘛，在喇嘛僧众比较集中或重要喇嘛首领居住的地方设置喇嘛旗。通过上述手段，对蒙古王公贵族及民众进行“精神统治”，消磨蒙古民族勇悍精神和振兴意志，限制蒙古人口发展。
关于满蒙联姻问题，本书不作为重点，不再赘述。这里重点对清朝廷实行的盟旗制度以及为什么设置“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等问题加以阐述。
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这是清代治理北疆的一项基本的行政管理制度。给蒙古王公在自己的领地内以很大的权力，又实行“互不统属，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政策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众建之而分其力”（昭琏《啸亭杂录》卷三），防止蒙古贵族势力膨胀，形成独立王国。
为推行这一政策，有清一代，清政府在行政体制上，区别对待，分而治之，将蒙古各部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对内属蒙古，实行满洲八旗制度。
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外藩蒙古包括：内蒙古，也叫漠南蒙古；外蒙古，也叫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也叫漠西蒙古。盟旗制度是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建立的地方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它是在蒙古原有的鄂托克（部族）的基础上，参照满洲八旗所建立的一种新的军政制度。旗是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同时也是清朝皇帝赐封给旗内蒙古王公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组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边界，任命札萨克来形成的，也称之为札萨克旗。它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在康熙年间趋于完善，至乾隆朝完成。
清代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包括内蒙古24部49旗；外札萨克蒙古包括外蒙古4部86旗、西北蒙古34旗、青海蒙古29旗和阿拉善厄鲁特札萨克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札萨克旗。内外藩蒙古，总计200个旗。
内札萨克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各盟均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一般每三年会盟一次，清朝廷派遣理藩院官员参加。内外札萨克蒙古的最大差别在于，内札萨克各蒙旗的盟长、札萨克可以统辖兵丁，而外札萨克盟旗的首领则没有这一权力。
为加强对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清政府还专设了管理蒙古诸事务的理藩院，并把它提到了与六部并行的重要地位。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规定：“理藩院官制体统与六部同。理藩院尚书照六部尚书列，入议政之例。”
在内札萨克蒙古的二十四部中，清政府共设立了6盟49旗，这6盟是：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每盟置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盟长和旗札萨克由清理藩院报请清政府任命。
在漠南蒙古（内蒙古）24部中设49旗，每旗任命札萨克一人综理旗务，依内八旗编制，每个札萨克旗设协理台吉二人或四人，赞襄旗务；管旗章京一人，副管旗章京二人；参领，每六佐领置一人；佐领，每一百五十丁、或二百丁、或二百五十丁置一人；骁骑校，兵丁数如佐领数；并佐旗札萨克董理民事。
在外藩蒙古贵族中，畴封爵位，凡六等：一、亲王，二、郡王，三、贝勒，四、贝子，五、镇国公，六、辅国公。世袭罔替。不入六等者，曰台吉、塔布襄，亦分四等。唯漠南蒙古卓索图盟的土默特左翼旗、喀喇沁三旗称塔布襄，与台吉同。
各旗的札萨克（即旗长），从上述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襄中选任。各旗的札萨克，实际上就是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各札萨克及王公贵族拥有很大的权力和特权，有封地、有属民、有土地、有财产、有税收、有王府、有寺庙、有兵丁、有世袭。
清王朝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而对于内属蒙古，则实行满洲八旗制度。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四牧场、巴尔虎、归化土默特。内属蒙古，也称总管旗蒙古，为清朝廷的直辖领地，不设札萨克，不实行会盟，不世袭，由清朝廷直接委派总管进行管理，内属蒙古旗内的王公没有外藩蒙古王公的封地、统兵、司法、行政、税收等特权，“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魏源《武圣记》卷三）。内属蒙古的土地除指定的游牧外，还用于驻军、屯田，成年男丁要负担官府的劳役和兵役。
除了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之外，还有八旗蒙古和喇嘛旗蒙古。八旗蒙古是清代八旗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廷的直属部队，旗色与组织形式与满洲八旗完全相同。清廷入主中原、鼎定燕京后，分为驻京八旗蒙古和驻防八旗蒙古。每个八旗蒙古，以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参领，五参领为一旗。各旗设有都统衙署，清廷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分管各项事务。
三、独特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旗
清朝廷除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设置大量的札萨克旗和内属蒙古旗外，还在喇嘛僧众比较集中或重要喇嘛首领居住的区域设立喇嘛旗，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任命札萨克达喇嘛管理旗务和宗教事务，行使行政司法权。喇嘛旗是清王朝在蒙古地区扶持藏传佛教的特殊形式。
《理藩院则例》规定：“喇嘛之辖众者，令治其事如札萨克”。因此，喇嘛旗的札萨克达喇嘛即是该旗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宗教的最高领袖。这种喇嘛旗与札萨克旗一样是政权实体，有自己的属民（沙比纳尔）和游牧地。有清一代，清朝廷共在外藩蒙古地区设置札萨克达喇嘛旗七个，其中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五个，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们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漠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一个，即青海的察汗诺们罕旗；而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就是清代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喇嘛旗，也是七个札萨克喇嘛旗中建立时间最早的一个。
清政府为什么要在锡勒图库伦建立政教合一的喇嘛旗？笔者经过研究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优越的地理位置。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所处的位置地近后金国（后来为大清国）都，距盛京仅百里有余，处于蒙古科尔沁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以及奈曼、敖汉的交界处，也就是后来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三盟的交汇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设置喇嘛旗，可以通过喇嘛教更好地联系，笼络众蒙古，最终达到完全征服蒙古的目的。
第二，特殊的政治影响。阿升希日巴喇嘛是青藏高僧，在此地传教多年，又是三世达赖的舅舅，自然有不少信徒，特别是他促成了阿拉坦汗皈依黄教和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在青海的历史性会晤，为最初喇嘛教传入蒙古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在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与东部蒙古地区蒙古上层贵族有着多方的联系和交往，其政治影响和作用更不可低估。
第三，亲密的人脉关系。阿升希日巴喇嘛到达东部蒙古地区传教后以及他的继任人，都受到后金大汗皇太极以及后来大清国皇帝特殊的礼遇和厚待，与满洲上层贵族有着亲密的关系和紧密的交往，对于掌握众蒙古的动向，协调处理满洲贵族与众蒙古的关系，通过宗教影响蒙古上层贵族与僧众的心理与行动，应当说有着特殊的作用。
自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清朝廷正式建立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始，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三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锡勒图库伦旗政教分治办法》止，作为政教合一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历经二百八十五年。如果从一六三三年阿升希日巴喇嘛移居曼殊习礼库伦起，则有二百九十八年，共传二十三任。这期间，虽然归属几经变化，辖地有所增减，但是其政教合一札萨克达喇嘛旗的体制始终没有变化，与外藩蒙古特别是漠南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实行的札萨克体制相比，即有同一性，更具特殊性，它既是清代在蒙古地区实施的盟旗制度的一种，也是清王朝在蒙古地区扶持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呈现出诸多独有的特点：
第一，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其最高长官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达喇嘛既是该旗的行政长官，又是喇嘛教及寺庙的最高首领，既掌全旗行政、司法，综理旗务，又统管宗教和寺庙事务。
锡勒图库伦的札萨克达喇嘛虽然也是“一旗之长”，具有同札萨克一样的权力。但是做为出家的喇嘛，他通常要受戒律约束，其日常活动，即他的衣食住行均在寺庙范围之内，手下有绥本喇嘛随时听候指使，常斯德喇嘛提供日常所需。深居简出，衣食简朴。因此，不象世俗的蒙古札萨克王公贵族，住豪华府邸，有众多的侍从和奴婢供指使，每日花天酒地。
为笼络蒙古王公、台吉、塔布襄，清政府规定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每年进京朝觐皇帝，称作年班，分为内札萨克年班、外札萨克年班、喇嘛札萨克年班。札萨克旗的王公每逢年班进京，除带贡品之外，还要带众多的随从，在京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请客送礼，挥霍钱财。而锡勒图库伦的札萨克达喇嘛逢年班进京，除携带贡品外，只带若干侍从喇嘛，到京城食宿在指定地方，会同同班喇嘛一起念经，一般来说没有其它活动可参与。因而所需费用也自然比那些世俗王公少得多。与世俗札萨克旗相比，喇嘛旗无论是封建等级制度或是官方的繁文缛节，都简单得多。
第二，清代漠南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由蒙古王公贵族任札萨克，绝大多数札萨克旗为世袭罔替。而锡勒图库伦的札萨克达喇嘛则由清政府或理藩院直接任命，不实行世袭罔替。旗札萨克达喇嘛不实行“转世”，也不是“忽图克图（活佛）”，其中只有第十一任札萨克达喇嘛被任命为“忽图克图”。
第三，虽然是清代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的喇嘛旗，但并非喇嘛遍地，既使在清代喇嘛教全盛时期，该旗喇嘛也没有超过一千。因为清朝廷发给该旗喇嘛的度牒和钱粮，是按一千人的数额发放的。所谓“度牒”，即僧道经审查合格准许出家后，政府发给的证明文件。有度牒者可免除赋税、劳役，必须随身携带（《清史编年》第二册，康熙朝·第五十四页）。清政府对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实行特别的优惠政策，规定喇嘛定额为一千人，发放一千个度牒，按喇嘛人数发放银赏和口粮，每年发给该旗白银一千两，羊一千只，米一千斛。
库伦旗札萨克还规定，家有三丁，必须有一人出家当喇嘛，每逢牛年、蛇年、鸡年，进行一次普查登记。凡出家当喇嘛者，衣食无忧，并且不负担各种差役和税赋。除住寺喇嘛外，允许其他喇嘛出家不离家，参加生产劳动，继承家业，甚至可以娶妻生子。寺庙拥有大量的属民、税户、土地、草场、牲畜、店铺、房屋等庙产，且掌管全旗的财政税收。清末民初，喇嘛教日趋衰微，钱粮供应中断，至建国前，已减少至四、五百人。
关于锡勒图库伦的喇嘛人数，《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次是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三月恭王府派员前来查询从何时起每年拨给锡勒图库伦寺庙一千两库银其原因以及其它有关寺庙事项。时寺庙所属喇嘛班弟共有七百名。时隔一百年后，即道光年间，锡勒图库伦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藏杰任职期间，有度牒的喇嘛班弟计六百人，总数一千二百人。其中没有度牒的六百名，他们应是上下仓及各大小寺庙及东西两处吉斯中的闲杂人员，不能算为正式喇嘛。另据《中华民国省区全志》记载，锡勒图库伦“锡勒图库伦喇嘛约八百余”。锡勒图库伦政教分治后不久，一九三五年伪满洲国蒙政部的调查报告《喇嘛庙及喇嘛数》载称，库伦旗庙数十八，喇嘛五百零五人。
从以上数字看，锡勒图库伦的喇嘛人数从未超过一千人。由于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喇嘛教，喇嘛人数占整个蒙古旗人口的比例，有些地方竟达到四分之一，占男性的二分之一。而以喇嘛旗著称的锡勒图库伦的喇嘛，通常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
第四，札萨克达喇嘛全部由藏族喇嘛担任，而且绝大多数来自青海安多地区（今都乐县）的萨木鲁康村。在近三百年传承的二十三任札萨克达喇嘛中，除第三任达喇嘛西布扎诺门汗、第二十二任喇嘛阿克旺巴勒丹、第二十三任喇嘛罗布桑仁林沁三人不属于萨木鲁康村外，其余二十任都来自青海安多地区乐都县的萨木鲁康村。
库伦曾经是内喀尔喀部的牧地，辖地内人烟稀少，设置喇嘛旗前后，清政府先后命漠南蒙古诸部派遣喇嘛和牧民到此处定居，成为喇嘛旗的属民。因此，库伦旗与其他札萨克旗不同，没有王公、台吉、塔布襄等世袭的蒙古王公贵族。
第五，享受特殊的“通商互市”政策。清嘉庆年以前，清政府对蒙地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蒙旗之间不得互相串连，更不得愈界活动，汉人及外地人严禁进入蒙地，违者是要被治罪的。这主要与清政府为防止蒙古人再度振起，对蒙古地区实行严格封禁，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关，而独有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旗例外，是东部蒙古地区唯一开放的重要商贸集散地。旗地不仅允许汉人及外地行商、旅蒙商进入，而且允许开办马市，通商贸易。这就使得“小库伦”商贾云集，贸易繁荣，形成独有的市场和进入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等蒙古地区的贸易通道，对促进这些地区的商贸交易、物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 喇嘛旗的“三大寺”
随着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建立，从顺治朝开始到乾隆朝的近百年间，清王朝以及民间投入巨资，在锡勒图库伦大兴土木，修建了大大小小的二十多座寺庙。
喇嘛寺庙的建立，使这里僧众云集，香火旺盛，一度成为东北和东部蒙古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有了“小五台山”之称。其中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被称之为锡勒图库伦三大寺。
在这三大寺中，兴源寺以其建造年代最早，建筑规模最大，居三大寺之首，为锡勒图库伦主庙；象教寺以其独有的清代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的札萨克达喇嘛的行宫、“上仓”和全旗政教权力中心，而独占鳌头；福缘寺则以精美的建筑，清静的环境，居于三大寺的下方，被称之为“下仓”，成为旗札萨克的收税地、退休的札萨克达喇嘛颐养天年和副札萨克达喇嘛工作历练的地方。
整个三大寺紧密相联、布局合理、浑然一体。它占地面积十一万平方米，其中建筑规模占地五万九千多平方米，由三十多座殿堂组成，高低错落，寺庙林立，红墙灰瓦，金顶银杆，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它既承载着锡勒图库伦三百多年的历史，见证着清代这个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喇嘛旗的兴衰，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国家级的文化遗产。
关于三大寺修建的缘起和历史沿革、建筑格局、宗教活动及喇嘛等有关问题，笔者在以下还要分章叙述，不再赘言。这里重点就三大寺在锡勒图库伦这个漠南蒙古唯一的政教合一札萨克达喇嘛旗中的地位和作用略述浅见。
一、三大寺是喇嘛旗行使政教权力的中心
这种旗与寺、政与教紧紧溶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旗就是寺，寺就是旗，政中有教，教中有政，既是寺庙，又是衙门。为此，它以三大寺为中心形成了独有的权力架构。三大寺中，象教寺居于政教权力的核心地位，建筑布局上以衙门为主，而兴源寺、福缘寺则是宗教活动的主体和主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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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政教权力的最高执行者，是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他既是喇嘛旗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喇嘛教和三大寺的最高首领。既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及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又统领宗教和寺庙事务。《钦定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六规定：“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由理藩院直接任免。”
就顺治皇帝本身而言，他早期并不信佛，他隆重接待达赖喇嘛更多地是出于“绥服喀尔喀蒙古”这一政治目的。但是在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后，他开始信奉佛教，并逐渐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先后将国内几个著名的高僧憨璞性聪、玉林绣、木陈忞、茆溪森召入宫中参禅论佛。他尊玉林禅师为本师，自择法名“行痴”，与玉林禅师诸弟子，俱以法兄、法弟见称，研习佛法。在其最宠爱的董鄂妃死后，他万念俱灰，甚至要抛弃那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而遁入空门，并剃成了和尚头，震惊朝野。只是因其母孝庄文皇太后干预，玉林禅师要烧死为他剃度的徒弟茚溪森，他才作罢。或许正是因为顺治崇佛，达到了“黄袍换却紫袈裟”的程度，才产生了顺治出家去五台山的传说和康熙屡次去五台山寻父的轶闻。
康熙素不信佛，而且对崇佛十分反感。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十月初二日，他对大臣熊赐履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初九日，康熙帝又说：“朕十岁时，一喇嘛来朝，提起西方佛法，朕即面辟其谬，彼竟语塞。盖朕生来便厌闻此种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就是这位生来厌佛的康熙皇帝，尊崇并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古这一政治策略的手段却超过了他的祖、父。为笼络众蒙古，他一生先后五次去五台山菩萨顶礼佛，赏赐众喇嘛。他通过“多伦会盟”成功地绥服了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依附清廷。同时还有两件大事可圈可点：一是他通过兴建多伦汇宗寺确立了章嘉活佛领内蒙古宗教的领袖地位，形成了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哲布丹尊巴和章嘉两大活佛分掌外蒙古和内蒙古教权的局面，以后历代章嘉活佛都受到清朝政府的特殊礼遇；二是他亲自降旨，组织蒙古喇嘛学者和刻版工匠，并亲自写“前言”，将林丹汗时期编就的蒙文《甘珠尔》经文抄本，经仔细校勘后在北京刊行。
雍正继位后，继续奉行尊崇喇嘛教的政策，并在蒙古地区广建庙宇。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拨银十万两，修建漠北喀尔喀蒙古第一大庙庆宁寺。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又拨银十万两，在漠南多伦诺尔汇宗寺西南修建善因寺。
乾隆皇帝对喇嘛教（黄教）更是大力推崇，成为清朝诸帝中对藏传佛教信仰最诚，研究最深和利用最好的一位。他在位期间，在皇宫内，营造了以中正殿为中心的佛教建筑区，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的所有神像、神器。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修建了巍峨壮观的喇嘛寺庙群，使之成为蒙古贵族和民众信仰朝拜的藏传佛教“圣地”。他将雍亲王府改为喇嘛寺庙，使之成为在京蒙藏上层喇嘛、蒙古王公贵族的宗教活动中心。他晚年还专门著作了《喇嘛说》，并立碑刻于雍和宫中。乾隆说：“盖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指达赖、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清乾隆《喇嘛说》）。”
因此，有清一代在蒙古地区大建寺庙、喇嘛庙，大力倡导蒙古青年出家当喇嘛。蒙古人一家有两男丁者，必有一人进庙当喇嘛。蒙古王公贵族率先信仰喇嘛教，投巨资兴建寺庙，且绝大多数王爷都有家庙供养喇嘛。“蒙古人则惑于喇嘛，倾家以奉”。喇嘛教成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成为政治、精神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喇嘛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上层喇嘛成为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难怪外国史学家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史》卷五百九十四中感叹，十六世纪末以来，“再度高唱成吉思汗史诗的人们，已不可思议地沉溺于宗教的惰性中，专门埋头养肥那些喇嘛。”据载，到清末，当喇嘛的人数已占蒙古男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至土改前，在内蒙古地区有寺庙达一千二百多座，其中，哲里木盟十旗境内就拥有较大规模的寺庙二百多座，卓索图盟近百座，昭乌达盟一百七十多座，锡林郭勒盟一百三十多座，乌兰察布盟三百多座，伊克昭盟二百四十多座。可惜绝大多数寺庙已片瓦无存。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盛行，严重地阻碍了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蒙古人口大量减少，严重地禁锢和麻醉着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意志。
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长期生活在科尔沁的山东籍人士王士仁出版了《哲盟实剂》，这是第一本着重于研究哲里木盟经济和实业的史书。据书中记载，当时哲里木盟“全境约七十万零九千六百方里”，“蒙人仅十九万三千余口”，而全内蒙古地区至一九四七年蒙古族人口仅八十一万人，不能不说是与清朝政府用兴喇嘛教淘汰蒙古人有关。王士仁还在“兴教育宜先注重喇嘛僧”一节中说：“蒙古族类号称盛强，久著我国历史。满人入关以后，各蒙尽数输服。清政府恐其种族繁昌，智识发展，逐设为无形淘汰之计”。又说：“蒙古崇信喇嘛教为宗教。喇嘛教属专政教体，政教权极大，家有二丁必以一人充喇嘛，入庙读经，终身不娶。普通计算，喇嘛非喇嘛人口之半数。喇嘛除读经供佛而外鲜营他业者，而其势力又驾乎于非喇嘛之上。”这就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喇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地近盛京，又与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等诸蒙古紧密相联，与诸蒙古王公关系密切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则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五、三大寺是库伦旗历史记忆、文脉传承的见证
三大寺是锡勒图库伦三百多年历史记忆的见证，是历史文脉传承的见证，也是一份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国家级的文化遗产。幸运的是，库伦三大寺虽经战乱年代的破坏和“文革”的浩劫，内部文物损失严重，但是主体建筑依然保存下来，特别是二00六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保护力度加大，周边环境得到本质性的改善，且本着“修旧如旧”之原则，投入重资，将其修复原貌，对人们了解库伦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认识喇嘛教历史上对于蒙古民族的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和带来的消极作用，对于研究喇嘛旗，这一清代独特的历史现象和宗教文化现象，乃至促进当今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第四章 库伦主庙——兴源寺
兴源寺是锡勒图库伦的主庙，以其修建年代最早，建筑规模最大，法事活动最频，喇嘛人数最多，居三大寺之首。
兴源寺始建于一六四九年（顺治六年），竣工于一六五0年（顺治七年）底。顺治皇帝赐额“兴源寺”，是漠南蒙古东部地区最早建造的钦敕喇嘛寺庙。从建筑年代来讲，它比以东藏著称的土默特左旗瑞应寺早二十年，比阿鲁科尔沁旗的诚恩寺（罕庙）早二十五年。
从康熙朝起，兴源寺又几次进行增建、改建和扩建。
一七一0年（康熙四十九年），在其左右增建厢殿各一座。
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在原正殿的前面，沿着中轴线，修建了面阔九间，进深九间的，通称“九九八十一间”的正殿以及天王殿和山门殿。两侧又对称地修建了配殿和钟楼、鼓楼等。这次扩建和增建，用六年时间才告竣工。其后历任札萨克达喇嘛屡有修葺，但只是局部的，小规模的。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又一次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建和增建。这一次主要是重建正殿。在建筑风格上采取藏汉结合式，将“八十一间大殿”由一层建筑改扩建为二层建筑，并在兴源寺和象教寺的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墙，使兴源寺和象教寺连成一片，占地面积二万五千平方米，形成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寺庙建筑群。这次工程历时三年，到一九0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告竣。
一、兴源寺的建筑格局
兴源寺依北高南低、地势和缓的斜坡就势而建，主要建筑均在一条中轴线上。由山门、天王殿、正殿、吗呢庙、母寺等组成的一连四进院落，层层递进，层层升高，中轴线各主殿两侧，辅以钟鼓二楼和配殿。整体布局上，显得匀衡、对称。在高大围墙之内，兴源寺与象教寺左右相邻，一墙相隔，并有旁门相通。西院为兴源寺，东院为象教寺。
兴源寺山门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占地面积上万平方米。在距山门南的一百五十米处，有一座六柱五门由九十九条盘龙雕刻而成的高大牌坊。从石牌坊向北，沿着九九八十一阶石台阶拾阶而上，便到达了山门。山门前有庙杆、石狮子、石雕佛像呈一字排列。旗杆为三节五寸无缝钢管，斗大的镀金宝顶（长约五尺）闪烁有光，耀人眼目。据说日本侵略者进占库伦的那年，原来的松木庙杆被大风刮断。日本侵略者为了收买人心，给换成了金属庙杆。现已换成高大威严的新的金属庙杆。
■王明义 齐克奇
山门前有十九步台阶。顺着台阶而上，就进入兴源寺的山门。山门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三间，中间为拱形门。殿内左右两间各置一个木制吗呢轮，高约八尺，直径约四尺，四面有铁环。每当举行法会时，虔诚信佛的人把着铁环，自左向右转动。吗呢轮为空心，内装满了印有六字真言的经卷。据说把吗呢轮转动一圈即等于念诵六字真言千遍万遍，修福不浅了。山门殿两侧各有一座旁门，平时山门不开，只开旁门供人出入。
走出山门殿向北，便进入兴源寺的第一进院落——天王殿。天王殿为两进三间四面带廊的单檐歇山顶建筑。殿内东西两侧有四尊法身雄伟的金盔戎装神像。东侧为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执宝剑的为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西侧为手缠龙蛇的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宝幢巨伞的北方多闻天王，身黄色。
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是佛教护法神中最有影响力的四位天神。四大天王来源于古印度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宇宙由欲界、色界、无色界组成，其中欲界最高的是六欲天，第一重天就是四大天王所居之天。根据佛经记载，四大天王地处须弥山，分别守护一方天下，掌管着须弥山四方的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又称护世四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守护东胜身洲。因能护持国土，故名。身为白色，身穿甲胄，左手持刀，右手屈膊仰掌。还有一种形象是手持琵琶，因而有“主乐神”的称呼。兴源寺天王殿的天王即为手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守护南瞻部洲。因能使人增长善根，故名。身为青色，身穿甲胄，手持宝剑。还有一种形象是左手持刀，右手执长矛拄地。兴源寺天王殿的南方增长天王为前一种。
西方广目天王，守护西牛货洲。因能以净眼观察并守护人类而得名。身为红色，身穿甲胄，左手持长矛，右手持赤索。有的仅一手持宝剑。兴源寺天王殿的西方广目天王为后一种。
北方多闻天王，守护北俱卢洲。因闻法甚多，以福德之名闻于四方，故名。身为黄色，身穿甲胄，头戴金翅鸟宝冠，佩长刀，左手托一座宝塔，右手执一三叉戟，脚下踏三夜叉。
这四尊天王神像均高一丈有余，身子坐在高台地，腿向前伸出，趴在其脚下相貌奇丑的妖怪都有十来岁儿童一般大小。
天王殿院内东西两侧为钟鼓二楼，重檐歇山顶，一层屋架为砖砌，二层为木结构。东侧为钟楼，悬吊一口大铁钟，钟身约高七尺，最大外径约五尺，外刻有蒙、汉、藏三种文字。西侧为鼓楼，悬吊一面大法鼓，取晨钟暮鼓之意。钟鼓二楼雄伟挺拔，与南北两面的山门殿和天王殿的歇山式建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天王殿平时不开，两侧砌墙，开两个旁门通后院。
从天王殿向北，便进入第二进院落。院落内青砖铺地，左右两侧各有三间硬山式配殿。左为十八罗汉殿，罗汉均为一般人大小的铜像。在十八罗汉殿台基的西南角距五六米处，也即天王殿背后靠东面，立有一块龟趺石碑，约两米多高。上端为盘龙，碑身两面刻有碑文，阳面为蒙文，阴面为汉文。可惜无人拓印下来保存，在“文革”中被毁，人们拾其碎块做了磨石，如今已无从查考，大概是记述兴源寺缘起的。右为护法神殿，所谓护法神者，均为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内有欢喜佛，用黄色绸缎做帘遮掩，只露其头部。
在护法神殿石阶下的不远处，有一块直径约一米，形状象锅盖的生铁嵌在地面上。据传在三百多年前，在锡勒图库伦这块地方有妖魔“莽古斯”作怪。为此曼殊习礼喇嘛奉达赖喇嘛之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用佛法将“莽古斯”镇伏，将它赶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里。洞内注入了铁水，使“莽古斯”永世不能钻出洞外兴妖作怪。这本是神话传说，但是笃信佛教的人都信以为真，竟无人怀疑，更无人敢触动了。在“文革”中人们用铁钎把它撬开一看，原来只不过是约十厘米厚的一块大铁饼罢了。这大概是在铸造寺内大钟或大锅时，所剩的铁水凝成的。不想却被后人附会成以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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