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西布扎衮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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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布扎衮如克在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即今内蒙古库伦旗）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其执掌锡勒图库伦政教事务期间,喇嘛旗政教合一制度基本确立,成为独立于内札萨克蒙古四十九旗之外的特殊宗教封建领地。该喇嘛事迹在蒙、藏、汉、满等文字文献中均有记载,不过,史料中多以不同名号出现,如扎木朗班第达诺门罕、萨迦法王、强林诺门罕等,故对其身份有时很难做出正确判断,进而对该喇嘛事迹没有一致的认识。本文将运用相关文献,对其身份、事迹做一系统考述。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Siregetu Xuriye Jasag Lama-in Xusiyu)设立于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是与盟旗制度下的蒙古王公札萨克旗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封建行政区划。
喇嘛旗的札萨克(Jasag)由藏传佛教高僧或呼图克图(Xutuxtu)、葛根(Gegen)担任,称之为掌印札萨克达喇嘛(Jasag Terigun Lama)。札萨克达喇嘛在其领地内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掌管该旗政治、经济、民事、司法权力于一身的行政首领。
有清一代,清朝政府在整个蒙古地区共设立过七个喇嘛旗，分别是漠北蒙古地区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门罕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和青海蒙古地区的察汗诺门罕旗。其中,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是在漠南蒙古地区设立的唯一的喇嘛旗，也是整个蒙古地区最早设立的喇嘛旗。

      在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有两位札萨克达喇嘛的历史事迹值得关注，一位是由土默特阿勒坦汗授予“额其格喇嘛”之号的安多高僧阿升(Asing)喇嘛,另一位是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西布扎衮如克喇嘛(Sibja Gunrug,智慧全胜)。［1］
两位喇嘛对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及明末清初蒙、藏、满等民族间的相互联系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对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肇兴,其作用更大。本文将对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西布扎衮如克的身份事迹做一详细考述。
一、关于《汇典》所记西布扎衮如克使者身份辨析
西布扎衮如克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第三任札萨克达喇嘛(前两任分别为阿升‘Asing’喇嘛和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囊苏喇嘛'Siregetu darx- an chorji Nangsu’,均为追认)。
关于该喇嘛事迹在蒙、藏、汉、满等文字文献中均有记载,如《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以下简称《汇典》)、《内齐托音一世传》、《五世达赖喇嘛传》、《安多政教史》、《塔尔寺志》、《清太宗实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和一些佛寺碑文里均载有西布扎衮如克相关事迹。
不过,该喇嘛在不同文字史料中多以不同名号出现,可以说名号众多。如,扎木朗班第达诺门罕、萨迦法王、强林诺门罕、色钦曲结·金巴嘉措、戴青绰尔济、西域喇嘛、惱木汗(诺们汗)喇嘛、西布札抑或锡伯扎绰尔吉弼勒图朗苏等。
其成因或许是由于各民族语言叙事风格上的差异，相互转译时的误差所造成;抑或是不同历史时期喇嘛所获得的社会公认的各种名号，而其中既有喇嘛封号、法号抑或学位称号的组合,也有附带地名或者僧官名的称号，若是我们不对这些名号加以仔细考证,就无法梳理这些不同名号之间的细微联系，也很难确认他们就是指代同一位喇嘛。
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对西布扎衮如克确切的身份及事迹还没有一致的认识。但是,我们把上举不同文字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认真对照、考证,就会发现,这些以不同名号出现的喇嘛,均指代同一位人物,即西布扎衮如克，从而对该喇嘛身份事迹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据《汇典》载,西布扎衮如克是由清廷册封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首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关于该喇嘛事迹在齐克奇先生整理汉译的记录有喇嘛旗第一任至第十六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生平事迹的珍贵文献《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中有明确记载,该文载:

西布扎衮如克“自十二岁起在太卜扎仓(日本学者若松宽认为是哲蚌寺郭莽扎仓的迭部[The- bo]康村)学经,获兰占巴学位,后拜里各米德(译音,地名,齐克奇注释)沙布隆为师,受学诸显密法,以扎木朗(Jamlang)西布扎兰占巴闻名。
此时四世班禅确吉坚赞与五世达赖喇嘛会晤，班禅额尔德尼提议在东方新崛起的建州皇帝十分强大，为了使之成为黄教的施主，理应选派一人前往取得联系。二位喇嘛商议结果,一致认为西布扎兰占巴有此缘分,乃选派他前往建州。
五世达赖喇嘛从其所供奉的诸佛像中取一幅鼻部用血描绘的吉祥天女神像交给西布扎兰占巴携带。西布扎兰占巴在其三十八岁那年来到盛京朝见皇帝，说明奉达赖、班禅之命前来效劳之意。上闻大喜,命住锡勒图库伦……西布扎兰占巴在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处”居留一段时间后,奉召到盛京诵经。"［5］

此段文字叙述西布扎衮如克曾是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联名派往清朝的使者，并肩负西藏格鲁派与清朝建立关系的重任。关于《汇典》的这段记载,曾有日本学者若松宽提出过质疑,认为《汇典》所记西布扎衮如克为班禅和达赖喇嘛联名派往东方的使者身份是错误的,并依据《安多政教史》等藏文史料,说明《汇典》的撰写者或许把西藏和青海和硕特汗廷于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前后两次派往盛京的使者色钦曲杰与其相混了。
色钦曲杰即史书所载伊拉古克三(IlayuYsan Xutuytu)呼图克图。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记载该喇嘛系“密纳克”或“密噶特”地方根登达尔罕·桑噶斯巴之子,多以“色辰绰尔济Sejev chorji"、“固什·彻辰绰尔济Guati sejev chorji”、“固什绰尔济 Guui chorji”、“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名号出现,而《五世达赖喇嘛传》等藏文史料称其为“色钦曲杰(结)Se-chen-chos-rje",［7］对该喇嘛事迹亦有简略记载。

色钦曲杰为“密纳克”地方的人,而“密纳克 Mi-nyag"即藏人对“西夏国”抑或“党项人”的古老称呼,蒙古人习惯称他们为“唐古特Tangyud”,专指古代西夏国境内的党项人或在其辖制内的藏人，又由于古代西夏国辖区与蒙古右翼各部辖区接近,故这位“密纳克”籍的喇嘛色钦曲杰早年或许与蒙古右翼鄂尔多斯部关系密切，并经常往来于蒙藏地区间。
色钦曲杰于火虎年(1626年),与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一同参加了在哲蚌寺举行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银塔开光仪式，同年班禅额尔德尼封其为“固什·彻辰绰尔济”之号,"之后又与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使者一同前往拉萨，并充当翻译。
可以说,因色钦曲杰常年往来于蒙藏地区间的缘故，加之很可能非常了解当时蒙藏及满洲局势,故深受蒙藏僧俗高层的信赖,遂于崇德元年(1636年)受西藏僧俗高层和和硕特汗廷委派赴盛京,欲与清朝通好。于1637年,携带皇太极发往藏区的第一封信函返回拉萨。"
其后不久,于铁龙年(1640年),“生灵归依之圣班禅额尔德尼、能识一切达赖喇嘛二人降旨，封昔日承运之密纳克之固什绰尔济为伊勒固克散·胡土克图之号”,"并于同年受四世班禅尔德尼和五世达赖喇嘛之托，再次前往盛京,去探听居尔济特(Jurchid)汗王“能否担任我们(藏人)的施主"。［11］希望与新兴的满洲政权建立关系。
色钦曲杰于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与戴青绰尔济等喇嘛和青海厄鲁特部使臣一同抵达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进马馆,上御座。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朝见,上起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等以达赖喇嘛书进上，上立受之,遇以优礼,上升御榻坐,设二座于榻右，命两喇嘛坐……次与喇嘛同来之厄鲁特部落使臣及其从役,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命古式安布宣读达赖喇嘛及图白忒部落藏巴汗来书……”
色钦曲杰完成这次通使任务后,于次年离开盛京返回拉萨，之后于顺治三年(1646年)在漠北喀尔喀圆寂。
从上述引文可发现，色钦曲杰第二次联络清朝不仅不是单独前往，而且还有一位与他地位相当的喇嘛同行,并同样受到皇太极礼遇。这位喇嘛名叫“戴青绰尔济",各类文献没有详细记录该喇嘛更多的信息,唯有《安多政教史》所载名叫色钦曲结·金巴嘉措的喇嘛事迹与上引“戴青绰尔济"以及《汇典》所记西布扎衮如克的事迹有类似之处,这或许可以补证相关文献在记载该喇嘛事迹时的模糊及不足之处。
《安多政教史》是这样记载这位称作色钦曲结·金巴嘉措的喇嘛的:

巴觉寺也叫丹巴达吉林，从事佛陀事业者色钦曲杰金巴嘉措修建。彼师生于尼塘寺附近。当其时,由于满清皇帝的势力日形强大,根据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坚和第五世达赖喇嘛提出它能不能做我方施主的指示,彼师乃于第十三胜生的铁龙年(公元1640年,清太宗崇德五年,庚辰)前去目顿(盛京,Mugden)。
一到该地区,立刻瑞相纷陈,被皇帝尊为应供喇嘛。木猴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甲申),东方皇帝的广大国土中发生了事变,流贼虽夺取了大明崇祯的帝位。但是,他未能保持得住,丢失于满清之手。彼师对于众敬王的皇位,由顺治皇帝前去登极等日期时辰,都作了预告,和皇帝一同到了北京。

日本学者若松宽据此认为,《汇典》所记西布扎衮如克联络清朝的使者身份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号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色钦曲杰。他又进一步说明，此色钦曲结·金巴嘉措就是号称“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色钦曲杰,并把上引《安多政教史》中关于木猴元年(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甲申)以后的记事全部归于《汇典》所记西布扎衮如克,认为西布扎衮如克与色钦曲结·金巴嘉措同样有着前往盛京的经历，且两人具有师徒关系。
很明显,若松宽对《安多政教史》有关色钦曲结·金巴嘉措的记载存在着理解上的错误,误把两位均带有“色钦曲杰(结)”名号的喇嘛,即把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色钦曲杰和色钦曲杰·金巴嘉措当成同一位喇嘛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把木猴元年以后的事情归于西布扎衮如克是正确的，但文中所指西布扎衮如克所建寺院并非若松宽所谓的“兴源寺”,乃为《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所记青海“巴觉(州)寺”。而前引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色钦曲杰完成联络任务以后，于崇德八年(1643年)离开了盛京,之后也未留居过北京,更谈不上在青海建立寺院了。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色钦曲杰于顺治三年(1646年)在漠北喀尔喀圆寂。若松宽唯独把本应全部属于色钦曲杰·金巴嘉措(即西布扎衮如克)的事迹拆开来谈论,导致对相关文献的理解上的错误。
《安多政教史》和《塔尔寺志》均记载色钦曲杰·金巴嘉措生于西藏尼(聂)塘寺附近。于明末清初，奉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之命，到东方传法,受到皇太极礼遇,并尊为应供喇嘛。至顺治皇帝登基时，又继续受到皇帝重用，并奉命在北京“僧山”的顶上修建了一座白塔,塔前树立吉祥天母和狮面母两尊依止的幡三根，又在皇宫外的背面修建了黄寺和佛像等。
由于该喇嘛贡献颇大,皇帝恩准其在青海新建佛寺，并赐名“弘善寺”,即“巴觉(州)寺”。"从《汇典》的记载来看,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任札萨克达喇嘛中有多位喇嘛来源于该寺,并且记载西布扎衮如克为“扎木朗”地区人。
此蒙古文译名“扎木朗”有何含义,暂不得而知,但对不同文献进行比较后推断,此“扎木朗”或许就是前引色钦曲杰·金巴嘉措的出生地尼(聂)塘。

《汇典》虽未明确记载西布扎衮如克联络清朝的具体时间，但从西布扎衮如克留居达尔罕绰尔济囊苏喇嘛驻锡的锡勒图库伦以及奉命至盛京诵经的记载来看，该喇嘛很可能早在囊苏喇嘛驻锡锡勒图库伦期间(1636-1646年)联络过盛京,后清廷又准许其留居锡勒图库伦讲经说法。
西布扎衮如克留住锡勒图库伦的时间与上述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偕同色钦曲杰前往盛京的“戴青绰尔济”的事迹有吻合之处,时间正好在囊苏喇嘛在任之时,也就是在此时,与色钦曲杰同样有着使者身份的“戴青绰尔济”结束联络任务之后,被清廷挽留,后又居于盛京,且常与皇室来往。
文献虽对“戴青绰尔济”缺少笔墨记载,但我们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即作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的不同名号、法号是其毕生学识和成就以及其身份和地位得到社会公认的重要标志，而喇嘛们在不同历史时期获得的各种名号、法号又反映出高僧大德们的主要的活动轨迹，对考察某位高僧大德在其一生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西布扎衮如克在盛京时的宗教活动
上文已述及西布扎衮如克是于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囊苏喇嘛执掌锡勒图库伦政教事务时来锡勒图库伦居住的,故在此不再赘述。《汇典》载,西布扎衮如克在囊苏喇嘛处居留一段时间后，奉召到盛京诵经，但未说明此次前往盛京诵经的时间及缘由。
《清太宗实录》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该事件为:崇德三年(1638年)戊寅八月初一辛卯,“以实胜寺竣工,宰牛治筵,宴所请盛京喇嘛西布札(即西布扎衮如克)、佗音、希雅、噶布楚、诺莫汉等五人。”
由此得知,此次宴请的西布札等五位喇嘛是专为在盛京敕建的首座正式藏传佛教寺院的竣工宴而召请的诵经喇嘛，又从西布扎衮如克被奉为诵经喇嘛的事情来看，此新建的实胜寺与锡勒图库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关于盛京及盛京实盛寺与锡勒图库伦之间的关系问题容留另文进行,在此不再详述。
《汇典》对西布扎衮如克在盛京期间的活动有详尽记载，但由于该喇嘛在不同文字文献中有不同的名号及称呼,故研究者们对其身份、事迹至今莫衷一是。
《汇典》记载,西布扎衮如克在盛京期间,深受皇太极器重,并建言皇太极在盛京城四面各建一座佛塔和寺庙,以此护佑大清社稷。”有些文章认为盛京四塔及寺庙是由色钦曲杰(即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于1639年建言皇太极修建的，之后又由色钦曲杰为四塔及寺庙做了开光仪式。
但据史料载，色钦曲杰首次前往盛京是在崇德元年(1636年),并于次年携带皇太极发往藏区的第一封信函,返回拉萨,至1640年再度前往盛京之前他未曾离开过藏区。
其他史料也未明确记载色钦曲杰两度留居盛京期间是否建言皇太极修建佛塔及寺院的相关信息，故盛京四塔及寺庙与色钦曲杰产生联系的可能性不大。唯有张羽新辑注的《清代喇嘛教碑文》一书所收《敕建护国寺塔记》一文较多叙述了盛京四塔四寺的相关讯息。
该文载:“……特勅工部,遴委喇嘛锡伯扎绰而吉弼勒图郎苏相地为度,鸠工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华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各立穹碑,永垂来祀。铭曰:皇图肇启,宝域宏开,仰兹佛日,跻于春台,雨旸时叙,国无祲炎、三途靡忒,五福斯来。”［18］
此处锡伯扎绰而吉弼勒图郎苏［19］当为西布扎衮如克,而有关四塔四寺的建刹年份,众说不一,甚至四塔四寺各自的建刹年份也不尽相同。据《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记载法轮寺于“大清崇德八年癸未仲春起,至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仲夏告竣”。［20］
又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载: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九日。以后塔(即北塔)竣工礼,为佛开光，于塔前建蒙古包,内有西布扎喇木占霸喇嘛尊佛。众喇嘛、鄂木布、班弟等为之诵经,诵经毕,前往蒙古包前凉棚,背向塔坐于床上。钦命摄政和硕郑亲王、多罗饶余郡王……俱礼服至塔前,诸王等各官皆免冠向西布扎喇木占霸喇嘛行三跪三叩头礼毕……由郎苏喇嘛于前赞引,绕塔三圈,行三跪三叩头礼毕,各就其位……二十二日,于东塔,二十五日于南塔,二十八日于北塔(应为西塔)。
摄政和硕郑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官,前往以上三塔，向喇嘛(西布扎喇木占霸)及各塔行叩头礼毕……”指出盛京四塔于顺治元年六月相继举行开光仪式,并由称之为西布扎喇木占霸(即兰占巴学位)的喇嘛为四塔主持开光典礼。
《汇典》中的西布扎衮如克亦有兰占巴学位，且于顺治三年(1646年)由顺治皇帝钦命其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第三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并降旨由蒙古各部调集喇嘛班第一百零八人，除七十人住锡勒图库伦诵经之外,其余三十八人分别住盛京新建四寺。
不难发现,西布扎喇木占霸即为《汇典》所载西布扎衮如克,后者在盛京时,上奏皇太极建造四塔四寺,不久后竣工。时间应当在西布扎衮如克于崇德三年(1638年)参加实胜寺开光典礼至顺治三年(1646年)赴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履任为止。
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盛京四塔四寺于崇德八年(或稍早)依次建起,于顺治三年(1646年)之前相继竣工。而皇帝钦命西布扎衮如克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职,或许是对西布扎衮如克功绩的褒赏，也从侧面反映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宗教地位的重要性。
三、西布扎衮如克在北京时的宗教活动
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委派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衮如克接替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囊苏的锡勒图库伦政教首领之职，并敕授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职衔,赐札萨克达喇嘛印,授予锡勒图绰尔济封号。
至此,清代蒙古地区第一个政教合一制的喇嘛旗建立。自顺治六年(1649年)经皇帝批准，兴建喇嘛旗主寺兴源寺(ExiYogen BadaraYuluychi Xeid),次年岁末完工。《汇典》载,顺治八年(1651年),西布扎衮如克奉召进京,与驻京喇嘛一起为皇帝和皇太后唪诵佛经。
同年又在宫内琼华岛(即今北海白塔山)上主持修建一座佛塔(即今北海白塔),故皇帝赐号“惱木汗”。之后又受命改建京师黄寺(该寺碑文载黄寺于顺治八年辛卯由“惱木汗”［22］建造),从蒙古地方召集一百零八名喇嘛进驻该寺,并举荐萨木鲁阿升兰占巴晋巴扎木苏(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第四任札萨克达喇嘛)就任该寺达喇嘛之职。
关于白塔和黄寺,有些文章认为是由色钦曲杰主持修建。不过,色钦曲杰于1646年在漠北喀尔喀圆寂，而在当初营造白塔完工时所著的《顺治八年白塔寺碑》［23］和释妙丹所著《蒙藏佛教史》均记载该塔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日本学者若松宽也认为其白塔和黄寺是由西布扎衮如克主持建造的。不过,有一点应该指明,就是白塔和黄寺是由被封为“惱木汗”的高僧建造的,而色钦曲杰并没有此类封号。故《汇典》所记史事是正确的。

顺治九年(1652年,藏历水龙年),皇帝敦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京师与之会晤。是时清廷为迎接达赖喇嘛，特地降旨宣召西布扎衮如克来京筹办相关礼仪活动。同年十一月,西布扎衮如克“偕同拉藏绰尔济、桑瓦兰占巴等前往代噶地方拜见达赖喇嘛献了哈达、黄帽、黄衣和珍珠念珠等礼物。遂陪同达赖喇嘛于十二月十六日与皇帝会晤"［24］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其为“(十一月)十六日,我们(达赖喇嘛及随从)抵达皇帝在克日代噶为我新建的住处——一处带围墙的汉式行宫，房屋为汉式屋顶。强林诺们汗(罕)奉献了白日吉祥嵌花缎、帽子、披风、珍珠念珠……(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启程前往皇帝驾前……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十步，握住我的手通过通司(翻译)问安。”［25］等。
若松宽根据藏文《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得出,“扎木朗诺门罕西布扎”(即《汇典》所记“扎木朗西布扎兰占巴”)的原本写法为“Byams-gling No-mon-khau Shes bya"(可理解为“强林诺们汗西布扎”),该传对达赖喇嘛入京时与西布扎衮如克屡屡往来有记载,与《汇典》所述内容基本吻合。至于出现几种不同写法,或许是因蒙、藏、汉等语言不同发音所造成的。那么,《内齐托音一世传》所记“萨迦法王”［27］又作何解释?
据该传记载,萨迦法王在京时曾与科尔沁部图什业图王旗卫拉特高僧内齐托音一世发生过矛盾,之后达赖喇嘛受顺治皇帝委托,在客伯勒公(《汇典》写作噶布拉公)等清廷官员参与下调查此事,其结果是内齐托音受到惩罚,从其徒众中选六十人(《汇典》载,从乃济陀音属下徒众挑选出有学识的四十人转交给诺们汗做弟子)归入凯齐文殊院。
此凯齐文殊院应指阿升喇嘛在任时的曼殊希礼库伦，而此时库伦地区政教首领乃是西布扎衮如克。类似记载亦见于《五世达赖喇嘛传》中，但其记为强林诺门罕与内齐托音之间发生的矛盾,且未述及内齐托音受罚一事。
该传载:五世达赖喇嘛“公正地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裁定,将争执止息在宗教方面……符合了皇帝的心愿”这极有可能是《五世达赖喇嘛传》的作者阿旺罗桑嘉措在书写本人自传时有意回避了该事件，在双方发生争执时以调停者的身份记录其事。表面上看似是格鲁派高僧之间的内部争执，事实上却掩盖了在西藏格鲁派与蒙古格鲁派上层之间发生的区域间的宗教冲突,淡化了其事件的政治寓意。
认真对照两部传记内容发现，所谓“萨迦法王”、“西布扎衮如克”、“扎木朗西布扎兰占巴”和“强林诺们汗”实为一人。
至于《内齐托音一世传》 所载“萨迦法王”,或许应该这样解释:即汉译者误把“西布扎”(Sibja,Shes bya)一名理解成“萨迦”(Sa-skya)，认为与内齐托音一世发生矛盾的喇嘛并非格鲁派喇嘛［29］。而该喇嘛的“法王”封号的蒙古文译法为“诺门罕”(Nom-unXan)，也正好与《汇典》中所记顺治帝赐给西布扎衮如克喇嘛的封号一致。
西布扎衮如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向朝廷提出辞呈,举荐京师黄寺达喇嘛晋巴扎木苏(喇嘛旗第四任札萨克达喇嘛)继任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札萨克达喇嘛之职。卸职后他仍留居库伦地区，并主持建造了供奉锡勒图库伦本尊的天女神庙。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二十六日逝世。后人将其舍利安葬于吉祥天女神庙院内西南角建造的法王宝塔内,俗称诺门罕塔(今在原址复建)。

至此我们对喇嘛西布扎衮如克有了大体上的了解。虽然,对该喇嘛生平事迹的相关记载,零星散见于各类史料,但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对比考证，就不难厘清西布扎衮如克在其一生的主要的活动轨迹。从而对澄清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早期历史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全名为锡勒图蝉尔济扎木朗班第达诺门罕西布扎衮如(克),参见齐克奇译注,《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A],收录于库伦旗志办公室编,《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C),1989年,页137。

[2]《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原蒙古文译稿书名为:Tegtis chogtu nom-un tob-dn ug Yarulva-yin namtar-i saitur nigen jug-tu huriyangyuilagsan toli,汉译为“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汇典”，主要记载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第一任至第十六任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的生平事迹，年限大概在17世纪 3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
据库伦籍学者齐克奇先生考证,《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是在喇嘛旗第十六任札萨克达喇嘛罗布藏桑杰在任时,由一位不记名的喇嘛用藏文撰写而成。不过原藏文本及原蒙古文译稿均在"文革”中铁失。
后齐克奇先生依据库伦旗档案馆所藏仅存的该译稿蒙古文油印本,将其整理汉译后取名《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并刊载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第一辑)上。又据齐克奇先生介绍,原蒙古文油印本不但刻印不工、字迹模糊,且并无旁注,故不易读懂,但因喇嘛旗相关史料匮乏,该蒙古文油印本颇有珍贵之处。

[3]呼日勒沙认为,该“扎木朗”为地名。参见同氏著《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蒙古文)[A]一文,收录于呼日勒沙编，《哲理木寺院》(蒙古文)[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页117。
[4]即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第二任札萨克达喇嘛(追认)，全名为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囊苏。崇德元年(1636年),阿升喇嘛圆寂,皇太极封其弟囊苏为锡勒图达尔罕绰尔济,掌管库伦宗教事务,由此库伦便有了锡勒图库伦之号。

[5]库伦旗志办公室编,《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A],收录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C],页137。
[6]参见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卷八[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392、页406;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蒙古文)[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529;密纳克(密噶特)即汉文中所称“弭药"或"木雅",藏语里专指“西夏国Tang?ud"人、“党项人”。

[7]沈曾植在其《蒙古源流》清译本笺证中说,色沁(钦)曲结(杰)之"曲结"即指“绰尔济”。
[8]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392。《蒙古源流》未明确记载此次银塔开光仪式始于何年,沈曾桂请译本笺证载为“天命十年”(1626年),是年亦是五世达赖喇嘛坐床之年。《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其时间为:火虎年(1626年)二月,由班禅大师主持银塔开光仪轨。三部文献可以互为补充。

[9]参见李保文著,《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J]一文,《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李保文编译,《皇太极为继承古代帝王所创政教之传统事致吐蕃特汗敕谕》,收录于《崇德年间藏事档案译稿》[J],《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10]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M],页406;“伊勒固克散(伊拉古克三)"即蒙古语“常胜”之意。

[11]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页158;此处“居尔济特(Jurchid)"当指女真、满洲。
[12]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七年冬十月已亥条[M],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页114。相同记载参见李保文著,《唐古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考》[J]引述《清太宗实录》(满文本),卷六十三,崇德七年冬十月已亥条。

[13]马汝珩、成崇德著,《伊拉古克三史事考辨)[J](《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一文认为其圆寂时间为顺治四年(1647年);(日)若松宽著,华立译,《伊拉古克三考证){A],(收录于《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C],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236)也持此观点。
[1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页175。

[15]巴州寺(巴觉寺)亦称为丹巴达吉林(《安多政教史》汉译本[M],页175),建于清朝初年,朝廷赐名“鸿善寺”,亦写成“宏善寺"、“红山寺”等(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27);巴州活佛在色钦曲杰·金巴嘉措之前已转五世(均为追认),他是巴州寺建成之后的第一世巴州活佛。

[16]《清太宗实录)[M],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辛卯朔条载:“赐实胜寺诵经喇嘛西布扎等五人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页345;参见齐克奇译注,《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A],收录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C]第一辑,页138。

[17]释妙丹编纂,《蒙藏佛教史》[M]记载该四塔及寺院建造于清朝初年,分别是南塔广慈寺、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和北塔法轮寺。参见该书第七篇,《寺院》,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59-60。
[18]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11-212;张羽新辑注,《清代喇嘛教碑文》[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4。

[19]此处郎苏应指僧官名,即汉文"囊苏"一词同文异写形式。根据《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西布扎衮如克即有绰而吉(绰尔济)封号。
[20]王明琦著,《清太宗之死与沈阳四塔之兴建》[J],《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页27--28。
[22]“惱木汗”、“脑木汗"均为“诺门罕”(Nom-unXan)之汉语异写。参见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21;张羽新辑注,《清代喇嘛教碑文》[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8。呼日勒沙编,《哲理木寺院》(蒙古文)[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页118;《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A],收录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C],页138-139。

[23]《顺治八年白塔寺碑》载,“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号为悩木汗,许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庀（pǐ）材鸠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为之记。”,参见张羽新辑注,《清代喇嘛教碑文》[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8。
[24]《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A],收录于《库伦旗志资料汇编》[C].页139;此处“代噶”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境内,即今岱海。

[25]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页234-242。
[26]参见(日)若松宽著,晓克译,《锡勒图库伦喇嘛传汇典初探》[J]一文,《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4期。

[27]额尔德尼毕力衮达赖著,陈崇德、申晓婷译注,《内齐托音一世传》[A],收录于《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C],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页142一143。
[28]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啡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页246。

[29]李勤璞认为西布扎衮如克为萨迦派喇嘛。参见同氏著，《西藏的佛国境界:盛京四郊喇嘛四塔的敕建)[J],《美术学报》,2012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K2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88(2013)03-0010-06[作者简介]双宝(1982-),男,蒙古族,内蒙古库伦旗人,现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史。 原文刊载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