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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代之乡——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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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4 16:47: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内蒙古
发布日期:2012-11-21    作者:胡日查    来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摘要:“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是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文献和蒙古文原始档案,从社会与历史变迁视角阐述了清代蒙古地区设立的七个喇嘛旗之一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的来源及其“政教合一”的行政体制,尤其是有清一代该旗财政收入和清末民国年间出现的“政教分治”所带来的近代化或世俗社会化进程等问题。 关键词:安代;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历史
清政府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蒙古地区大喇嘛给予统治地方的行政和宗教权力,以维护其特权。在行政建制上,除内外札萨克蒙古设立札萨克旗、总管旗以外,在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有地位高、宗教影响较大的喇嘛首领居住的区域内设立喇嘛旗,任命喇嘛为札萨克,在管辖范围内有行政、司法和税收之权。这种政教合一的喇嘛旗的建立也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畸形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的设立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是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的七个喇嘛旗之一(外喀尔喀五个,青海一个,内蒙古一个),也是在内札萨克蒙古地区设立的唯一的喇嘛旗,俗称“锡勒图库伦”或“满珠习礼库伦”。16世纪中叶,出生于青海阿木多地方之萨木鲁家族的阿兴希日巴(又称阿升满珠习礼,号“额齐格喇嘛”)喇嘛曾建议土默特部阿拉坦汗迎奉黄教。[1]16世纪末,阿兴希日巴喇嘛从蒙古右翼进入东部的喀喇沁等部传经布法。天聪年间,与后金皇太极建立联系,被迎至盛京,受到优礼。后移住法库山,号法库山满珠希礼呼图克图或喀喇沁部落满朱习礼呼图克图。[2]天聪八年(1634),奏请皇太极,获准移住库伦,并划定领地。皇太极又令蒙古各部派遣喇嘛、班第居住库伦,规定每年从国库拨银一千两做为香火之用。[3]满珠习礼库伦之名即来源于此。 崇德元年(1636)八月,阿兴希日巴喇嘛圆寂,皇太极封其弟囊苏喇嘛为锡勒图达尔汗绰尔济,掌管库伦宗教事务,并设四个札萨克喇嘛,四个德木齐辅佐,又从内札萨克蒙古各部征若干户移居库伦做属民,并由喀喇沁四旗(包括卓索图盟喀喇沁左、右、中旗和土默特左旗)每年送米粮千斛,作为供养,[3]锡勒图库伦之号即由此缘起。顺治三年(1646),囊苏喇嘛圆寂,清廷遣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衮如克来库伦,被授予盛京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大喇嘛印,赐锡勒图绰尔济封号,统领政教。至此,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制度基本形成。所以,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是蒙古地区设立的七个喇嘛旗中属最先建立的。雍正七年(1729),清廷又确认了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大喇嘛的世袭制。[3]顺治十四年(1657),西布扎衮如克圆寂。康熙年间,牧地位于锡勒图库伦南部的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发动反清事件时,锡勒图库伦额木齐喇嘛等依附布尔尼,同抗清朝,后被尽除。[4]另外,因扎萨克大喇嘛“俱贪蒙古市利”而“徒众揭告革退”[4]之事亦有之。针对此事,康熙帝曾经下令强调该旗喇嘛“务尊本业,克守清规”。西布扎衮如克之后,兰占巴晋巴扎木苏、鲁扎兰占巴、额布根喇嘛、墨尔根绰尔济札木彦丹森、额尔德尼绰尔济、斯钦绰尔济云丹桑布、兰占巴阿旺却木丕勒、登森兰占巴、呼图克图阿旺札木场,嘎布楚林沁桑如布、兰占巴札木彦丹森扎木苏、兰占巴达木却润如布、嘎布楚罗布桑藏杰巴(罗布桑仁沁)等相继任札萨克大喇嘛职。《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这些扎萨克大喇嘛多出身于青海藏区的萨木鲁家族。而这一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七年定席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缺出,应将默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众徒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院补放。”[5]可以看出,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的世袭制不同于蒙古地区普通扎萨克旗的世俗封建世袭制度,而是仿效西藏地区实行的寺主之叔侄传承制。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旗地位于养息牧牧厂西北,养息牧河上游。东北与科尔沁左翼前旗及后旗交界,南与土默特左旗毗连,西北和喀尔喀左翼旗及奈曼旗接壤。有清一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中央管辖机关是理藩院,地方上的行政管辖机关是盛京将军衙门和盛京总管内务府。但有清一代该旗境内的蒙、汉民交涉事宜方面的地方行政隶属关系多有变更。清初隶属邻近的卓索图盟盟长。乾隆三十九年(1774),锡勒图库伦蒙古与汉人交涉事件由三座塔厅处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承德府附带管理该旗。嘉庆六年(1801)改属朝阳府。嘉庆十六年(1811)划入热河道都统管辖。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新设立的阜新县兼管该旗。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着境内汉族移民的增多,清设绥东县,治小库伦,从此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境内出现了“旗县并存”的局面。 二、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体制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体制中,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为一旗之长,总理全旗政教事务,由清廷任免。雍正七年(1729),清廷规定:“锡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院补放。”[6]历任札萨克大喇嘛列入清朝制定的藏传佛教上层参加的洞礼经年班之列。札萨克喇嘛辅佐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管理旗政教事务,共有四缺,内分旗务札萨克三员,仓务札萨克一员。其中,印务札萨克喇嘛的权力最大,可行使行政和刑法权力,或替行札萨克大喇嘛的职权。札萨克喇嘛的任免由掌印札萨克大喇嘛上报理藩院备案,并由理藩院颁发给札符。德木齐相当于札萨克旗的梅伦章京,共有四缺,协助掌印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办理旗内政教事务。德木齐之下格斯贵有四缺,相当于札萨克旗的参领,但无任何行政权力,他们主要管理寺庙及喇嘛。札萨克、德木齐、格斯贵的空缺,一般由具有名望或办事能力强的喇嘛充任。此外,还有大笔帖式一、笔帖式八、拨什库(领催)四缺,他们从事翻译或文案,或担任征收租税等事务。其他若干尼日巴、格依格、果尼尔等均系勤务人员。“则”(又称“索干对”)会是札萨克大喇嘛主持的审议全旗重要的政教事务的例会。札萨克大喇嘛的印务处(旗衙门)和寓所设在象教寺。 有清一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境内有一千个左右喇嘛,多座寺庙。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和吉祥天女神庙等规模较大的寺庙是由历代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建造,并集中在旗印务处附近,其余24座小寺庙是由旗民集资建造。[7]值得一提的是,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等寺庙在清代并不是蒙古地区一般的寺庙,而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旗属庙,其中兴源寺是该旗主庙,象教寺则是札萨克喇嘛旗的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的办公的“喇嘛印务处”,也是该旗的行政权力中心。这一点也说明了该旗的“政教合一”制度的特殊性。 该旗喇嘛受大戒后可回家居住,继承家业,娶妻生子。旗民分为喇嘛和哈力亚图(属民,如同阿拉巴图)两种,而哈力亚图又分为旗属哈力亚图、仓属哈力亚图和庙属哈力亚图,他们不服兵役,但世代向旗札萨克大喇嘛等上层僧侣和寺庙纳贡服役。哈力亚图中的富裕户(又称达尔罕户)分别属于上层喇嘛,并向他们交纳数额不等的达尔罕阿拉巴(赋役);种地的农户按耕作的土地为单位交纳安吉存阿拉巴(犁杖捐);非农户交纳孟根阿拉巴(银两捐);出卖劳动力的旗民交纳沙布达干阿拉巴(户籍捐)。[8]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与普通扎萨克旗不同的另一特点在于境内无王公贵族,旗民不分箭丁、随丁、家奴等阶层。扎萨克大喇嘛辖众喇嘛的同时,管理其境内的所有旗民。 三、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的财政 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事务费用,即旗财政收入主要由清廷拨发的固定经费、喀喇沁四旗(这里包括了土默特左旗)的供给和旗民交纳的赋役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收入等构成。清廷拨发的固定经费中,除了每年从国库中拨发一千两银(后减为八百两,由盛京户部支付)以外,盛京户部每年又支给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粳米一石、面一石、雉百、鱼百、梨千枚、杜梨八斗、葡萄八斗、蜂蜜一瓶、盐二箩。[9]喀喇沁四旗供给该喇嘛旗的主要是每年送米一千斛,后额定的粮谷可以折银支付。[10] 地租是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据《哲里木寺院》所说,锡勒图库伦喇嘛旗象教寺耕地主要分布于呼吉尔河、希巴日台以及斋桑图,南北10里地,东西15里地。耕地全部租给喇嘛旗所属沙毕纳尔,每年收200石粮食。除此之外,寺庙还有林场、草场,在今库伦旗所在地有店铺[11]。库伦旗老爷庙在河北新河县有耕地。[11]据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一份收地租档册,垦种希巴日台荒地的有:吴新柱名下耕种的有十九人,每犁收一石二斗,共收二十石四斗;希巴日台之毛脑海名下耕种的有十七人,每犁收一石二斗,共收二十二石八斗;来萨村阿勒坦仓名下耕种的有十二人,每犁收一石二斗,共收十四石四斗;奈曼王旗托音察巴干查之十三犁地共收十五石六斗;保固泰村齐老古泰之十二犁地上共收十八石;希巴日台之优木一犁地上收一石五斗;同村的巴银贺喜格二犁地上收二石;同村嘎达苏的二犁地上收二石;同村德吉特的一犁地上收一石五斗。[12]可见,上引《哲里木寺院》中的象教寺耕地主要分布于呼吉尔河、希巴日台以及斋桑图等地之说符合史实。因为档册中出现的来萨、保固泰等村现今仍然分布于希巴日台村附近。另外,据道光年间的档案,该旗格斯贵喇嘛海沁从入居境内巴忽等地的土默特右旗逃亡人户十五户身上征收赋银100,3000文。[13]另外,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该旗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和吉祥天女神庙等规模较大的寺庙是由历代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建造,并集中在旗印务处附近。受宗教的影响,自康熙末年起就有不少汉、回商往来与此,从此锡勒图库伦喇嘛旗札萨克大喇嘛所居之地也逐渐形成了集市小镇。直到清末200年间,小库伦一直作为内蒙古东部牛马市场而闻名于世。而地处小库伦商贸繁华中心地段的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和吉祥天女神庙附近的地铺很自然成为这些寺庙所属房地产。据道光元年(1821)理藩院札饬锡勒图库伦嘎布楚喇嘛罗卜藏藏杰等文载:“大庙之西开铺经商之民人家属妻儿聚集越发增多,经呈报直隶总督转交朝阳县将其驱逐,却至今未定。而彼等擅自侵占,在庙西盖起院子,建起房屋,不付租金。又人死填埋于我处,宰牛羊出卖肉食,不交原定地租,此乃非理之举。恳望院部制定条例,纯净我诸寺庙。为此呈事。”[14]可见,道光年间居住于小库伦的经商之民日益增多,致使管事喇嘛无法管理他们,甚至这些商民不交原定地铺租金的横行程度。 四、“政教分治”与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世俗化 自清末以来,受西方新文化和清朝实行的“新政”的影响,位于内蒙古东部深处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社会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开始其世俗化进程。1908年清廷在该旗境内设绥东县,辖库伦喇嘛旗和奈曼旗。喇嘛旗和县并存的局面意味着当地移民增多,由此引起札萨克大喇嘛的地方行政权力的消弱。另外,喇嘛旗内出现了世俗教育学堂,使该旗单一的寺庙教育受到冲击。1911年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虽然继续采取扶持、利用西藏、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政策,但其扶持程度与清朝相比疏远了许多。 在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历史上直接影响其政教分治,促使其世俗化进程的第一大重大事件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热河省政府根据当时任锡勒图库伦喇嘛旗札萨克大喇嘛职的罗布桑仁沁的请求而递交国民政府的呈文。呈文中拟对该旗政教分治而施行的方法有五条: 一、请准该旗政教分治,一切事务,均比照其他各蒙旗办理; 二、请将该旗现有兼管政教之札萨克大喇嘛一缺,划分为席埒图库伦旗扎萨克及席埒图库伦旗兴源寺大喇嘛两缺; 三、请将该旗现任札萨克大喇嘛之罗布桑仁沁,荐任为席埒图库伦旗扎萨克,仍照任命其他蒙旗札萨克之例,以明令发表,所有该员履历,另令造送补呈存转; 四、该旗兴源寺大喇嘛一缺,即请准由该旗扎萨克公署,就该寺庙中拣选经典深邃,品德高尚者一人派充之,呈报该管盟长公署咨会备案。嗣后仍照各旗寺庙隶属系统,直归该旗公署管辖; 五、该旗扎萨克明令发表后,请颁给蒙汉文合璧席埒图库伦旗扎萨克印一颗,小官印一颗,以资信守。 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审查,最后同意了锡勒图库伦喇嘛旗的政教分治及其施行方法,正式任命罗布桑仁沁为该旗扎萨克。[15] 很显然,此次政府令专门针对了锡勒图库伦旗喇嘛旗的政教分离问题。从此以后该旗成为内蒙古普通的札萨克旗,旗政不再由喇嘛掌管,即任当时锡勒图库伦喇嘛旗札萨克大喇嘛职的罗布桑仁沁被任命为世俗蒙旗的旗长(扎萨克),不再兼任该旗政教大权。这样一来,该旗宗教之权降到世俗社会政治权力之下。至于该旗喇嘛最高之权仅限于兴源寺大喇嘛二缺,而原来该旗札萨克大喇嘛印被换成普通蒙旗一样的扎萨克之印。这是锡勒图库伦扎萨克喇嘛旗建立以来的三百年中从未有过的根本变化。 由于蒙古族知识分子的觉醒,传统的宗教羁縻抚绥政策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南京政府还曾制定了一系列改善藏传佛教的政策。1930年,召开南京蒙古大会。会上通过的决议案《解放蒙古奴隶办法》(蒙藏委员会提案)指出:“王公世爵之属丁喇嘛寺庙之黑徒虽称呼不同其为奴隶阶级对于所属主人负有无限义务”,要求对解放后的寺庙“黑徒”妥善安置,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本次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如禁止未成年者充当喇嘛,提倡喇嘛还俗参加生产劳动,各寺庙设立补习学校,令年轻喇嘛学习文化知识,设立寺庙图书馆以及鼓励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由于国内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外敌入侵,内战频起,改善藏传佛 教的某些政策并未能得到真正落实。[16]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严定政教分离”,禁止藏传佛教干涉蒙旗地方行政,取消喇嘛旗,禁止未成年者充当喇嘛,解放喇嘛庙黑徒(沙毕纳尔)等宗教政策,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动摇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发展的根基,推动了藏传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进程。 193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喇嘛寺庙之黑徒应一律解放;蒙古各旗喇嘛寺庙住持由该管蒙旗官署派充;喇嘛寺庙的住持总管该寺庙事务,约束所属僧众,但受该管官署及蒙藏委员会的监督等具体条例。[15]这些条例内容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寺庙控制的程度,进一步促进了喇嘛旗政教分治的进程。 1931年日本人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包括锡勒图库伦在内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沦为伪满州国幌子下的日本人的野蛮统治区域。由于伪满州国继续推行民国时期开始的政教分离政策,使锡勒图库伦旗原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进一步受到世俗化的冲击。1932年伪满州国颁布了《关于禁止喇嘛干政之件》[17],强调“嗣后各省旗长官,如有执行政务仍以喇嘛之马首是瞻者,及各格根、呼图克图等嗣后除奉佛唪经外仍有揽政越权者,皆在断然排斥之例,务使政教分途、各收实益,┉仰各省旗转知各葛根、呼图克图等,切切凛遵无违。”[17]1938年伪满州国又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进一步限制了寺庙与喇嘛的权限。在行政方面,1934年年底伪满州国把库伦旗划归兴安南省。1935年撤消绥东县治,把原属昭乌达盟喀尔喀左翼旗和唐古特喀尔喀(原属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划入库伦旗。从此库伦旗不再称“锡勒图库伦”。同年4月,库伦旗公署成立,罗布桑仁沁出任伪旗长,日本人岩满三七男任参事官。1939年伪满州国从该旗喇嘛中募兵,调查黑徒。“蒙地奉上”政策实施后,又让清末以来一直担任札萨克大喇嘛职的罗布桑仁沁退休,进一步促使该旗的世俗化进程。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把库伦旗隶属哲里木盟。1946年9月,由哲里木盟划归辽吉省第一专署(亦称铁岭专署)管辖。1948年9月又划归哲里木盟管辖。1949年9月将科尔沁左翼前旗所辖部分区域并入库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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